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用“真”字的是道家。《庄子》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以真伪对举，始于庄子。）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关于“修辞立其诚”的内涵有多种解说，尚无定论，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修辞者持中正之心，怀敬畏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采用恰当的方式进行表达。简而言之，就是怀真诚之心，发出来自心灵的声音，讲真话。
小说家卡佛说，写作或其他的艺术创作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述，它是一种交流。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在他拿起笔，以文字发声，诚挚而坚韧地与外围交流时，他便从个体的孤立中走出，与外围发生了碰撞、融合或抗衡。总之，作者与生活是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不能不说，再个体的文字，也是有意义的，而这已足够。那些源自心灵的文字，其实已在日积月累中，自觉不自觉地与生活发生关联，并参与良性生活的构建。
生活承载的时代感严峻地摆在每个作者面前，我们该如何去对待？这一问题涉及文字的担当性。
纳博科夫在《文学艺术和常识》中这样说道：有时，在事物的进程中，当时间的溪水变成一股混沌之流，历史的洪荒漫过我们的地窖，认真的人们总要在作家、国家和宇宙之间寻找内在关系，而作家自己也开始为他们的职责忧心忡忡。他在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不是私人的。每一个作家拿起笔时，都会出于本能地进行有关生活、命运、环境、时代、精神等等的思考。这些东西看似芜杂又虚妄，却构成了作家的创作资源和作品的重要内容。也正是因其具有芜杂又虚妄的特性，作家内心才会有困惑、痛苦和挣扎。真正的作家会为文字只停止于表象描摹而不安，从而在对命运处境作深邃思考上不断努力并清晰地将其呈现出来。
从这层意义上讲，说真话，发出心灵的声音，实际上就是充分表现心灵探索的深度，构建灵魂的高度，并发散情感的温度，书写出时代生活的复杂性和可能性。
我们处在历史绵长、文化驳杂、物质与精神越来越背离的时代，可以说各类问题层出不穷，形势相当严峻。这当然是限制，但也恰恰是机遇。它在砥砺作家真诚面对，“修辞立其诚”，创作出具有担当的文字，收获大情怀大境界。
（摘编自朱朝敏《修辞立其诚》）
材料三：
古人讲“修辞立其诚”。写作首先要诚恳、诚实、真诚、坦诚地对待读者，讲真话，不讲假话。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讲的是真心话就合乎道德？季羡林先生有句名言：“假话不能说，真话不全说。”季先生的这一思想，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说话，更适用于写作，写作时不能只讲真话。
无论写文学作品还是写各种论著，都不同于写日记，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自言自语，更不是个人内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宣泄和展示。写作是为了让别人看，势必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由于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欲望和念头有正邪之分，心境和情绪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如果写作的人只注重讲真话，不考虑影响作用和社会效果，心里想啥就写啥，把内心所有的东西都统统宣泄出来，文坛就会乱象丛生。现在有的人写文学作品，把内心中贪婪、淫秽的肮脏思想，都借用艺术形式来展露和渲染，严重地玷污了圣洁的文学园地，熏染着人们的心灵。
写作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凡是写出来公开发表的东西，都应当能对人们的心灵起到滋养、启迪、保健和导向的作用；凡是写作之人，都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写作时，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都要慎重考虑社会需求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力求为读者提供营养丰富、健康洁净的精神食粮。这就决定了，写作讲真话，应从实际出发，通过深入理性思考，对什么话该写、什么话不该写，进行慎重的辨别、选择和取舍。
（摘编自李贵富、王长存《也说“写作讲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