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如果哥伦布东行所带的玉米是上帝的赐福,那么他西行所带的甘蔗便是个诅咒。…… 在 1493年第二次航行到美洲时,将甘蔗带到希斯潘纽拉。……由于生产蔗糖需要密集的劳力……拓殖者试图奴役当地人,但失败了,主要原因是后者对旧世界的疾病不具免疫力,纷纷 高死于感染,拓殖者开始直接从非洲进口奴隶,于是开启了大西洋的奴隶交易。
——摘编自(美)汤姆·斯坦迪奇《舌尖上的历史》
材料二 中国近代(1840-1919年)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 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针对外部强敌对晚清政府与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所做出的被动对策。……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推进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诸领域内西学东渐的进程;指导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转变和外交机构的建立。
——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
材料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保持外交政策稳定和连续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在实践创新方面,中国努力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拓展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中国打造的伙伴关系,从目的上来讲,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具有对立性,倡导的是要对话而不是对抗,所以,伙伴关系更具和平性。建立伙伴关系,需要伙伴国之间尊重彼此之间在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管控分歧,化解矛盾,找寻彼此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既有平等性,也兼具包容性。
——摘编自张启群《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