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不少传播学者认为，媒介不仅通过它的内容影响人的认识、价值观和行为，一种媒介的出现，使用和普及以及它所形成的媒介工具环境本身，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的个性或人格。
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例如，林雄二郎将印刷媒介环境和电视媒介环境中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两代人加以比较，明确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所谓“电视人”，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表现在行为方式上是“跟着感觉走”，这一点，与在印刷媒介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父辈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由于收看电视是在背靠沙发，面向荧屏的狭小空间中进行的，这种封闭、缺乏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较弱。
另一位学者中野收用“容器人”这一形象说法描述了现代人的行为特点。他认为，在大众传播特别是以电视为主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类似于一种“罐装”的容器，这个容器是孤立的、封闭的；“容器人”为了摆脱孤独状态也希望与其他人接触，但这种接触只是一种容器外壁的碰撞，不能深入对方的内部，因为他们互相之间都不希望对方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保持一定距离变成了人际关系的最佳选择。“容器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对任何外部强制和权威都不采取认同的态度，但却很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也像不断切换镜头的电视画面一样，力图摆脱日常繁琐性的束缚，追求信息空间的移位，物理空间的跳跃，而现代社会中忽起忽落、变幻不定的各种流行和大众现象正是“容器人”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具体写照。
“电视人”和“容器人”概念是建立在对现代人的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媒介依存症”的批评的基础上的。“媒介依存症”有几个特点，包括过度沉湎于媒介接触而不能自拔；价值和行为选择必须从媒介中寻找依据；满足于与媒介中的虚拟社会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孤独、自闭的社会性格等。
(取材于郭庆光的著作)
材料二：
今天，人们几乎在各种公众场合——火车上、饭店里、街道上——使用手机，这种常见的、不自觉使用手机的现象，表明了人们对传媒亲密感所具有的文化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革。
手机能够使人们无视城市环境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有别的特定秩序，它打破了场所的不可更改性，在保持个人私密空间完整性的同时，极力地向外扩张自己的领域，实现对公共空间的“殖民”。比如在音乐会现场、歌舞剧院等公共场所接打电话就是明显的通过手机把私人空间强行带入要求保持静谧的公共空间的例子。另外，乘坐拥挤、嘈杂的火车、地铁和公共汽车上下班的人群经常使用手机为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一些个人空间。常常可以看到身处闹市的男男女女(以青年人居多)，或戴着音乐手机的耳机，摇头晃脑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或飞快地操纵着手机按键，在手机的游戏世界里恣意纵横，现实世界里的人和物，他们的喜怒哀乐、各种嘈杂的真实的声音一概被手机屏蔽在身外。这样，手机使我们可以从喧闹和争吵的现实世界躲入一种“第二世界”，既与每个人为邻又与每个人分开的世界。手机把人装在一个自我包围、自我设置的气泡中穿过城市。
(取材于王萍的文章)
材料三：
网络媒介由人创造产生，网络作为人的劳动成果脱离人之后，转而成为指导，限制甚至“奴役”人的异己力量。这种现象就是一种典型的异化现象。
如今，异化问题已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用来描述人的本质的丧失，人的主体的消亡，人的性灵的沉沦。在网络时代，网络作为人的劳动成果，反过来成为指导，限制甚至“奴役”人本身的力量，这是异化问题在网络时代的新表征。在异化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完全丧失。马克思说的好，“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所谓异化，实质就是非人化。
此外，网络汇集了海量庞杂繁复的信息，在这一大熔炉中，信息资源参差不齐，精华与糟粕并存。网络又是一个新媒介，相关管制建设滞后欠缺，“把关人”严重缺位。这就使得大量低级趣味、不健康的信息有机可乘。而网民中青少年占很大比例，他们对信息的甄别能力有限，往往被各种色情、暴力、虚假等低俗信息侵蚀，致使其信仰缺失，并对其世界观与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
长时间接触网络也会对受众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如运动过少引起的免疫力下降或肥胖，视觉疲劳引起视力下降，肩背肌肉劳损或生物钟紊乱等，严重者甚至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诱发种种疾患。
(取材于梁培培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