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工作在这个地球的一隅，在一个小圈子里活动。我们对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事件充其量只能了解某个方面或某一片段。我们的见解不可避免地涵盖着要比我们的直接观察更为广阔的空间、更为漫长的时间和更为庞杂的事物，这些见解是由别人的报道和我们自己的想象拼合在一起的。
然而，即使是目击者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再现事件的全貌，因为经验似乎表明，他本人会对事后减弱了的现场印象作些添枝加叶的处理。实际上，更常见的并不是他凭想象去描绘一个事件，而是对它进行改编。绝大多数事实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经过了有意加工。一篇报道乃是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共同产物，其中那个旁观者的角色总是带有选择性倾向，通常还会带有创造性。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
在哥廷根曾召开过一次心理学会议，其间有一批据说是训练有素的观察家接受了一次饶有趣味的实验。主办方预先安排了一场“事件”：突然，会议厅大门被人撞开，一个小丑冲了进来，一个持枪黑人在后面狂追。他们在大厅中央停下厮打。整个事件持续了不到20秒钟，“演员们”离开大厅。会议主席要求在座各位当即写出一篇报告。交上来的40篇报告中，关于主要事实的错误低于20%的只有1篇，有14篇的错误为20%～40%，有12篇达40%～50%，有13篇高达50%以上。而且，有24篇纯粹是杜撰了10%的细节描述，有10篇的杜撰率高于10%，低于10%的只有6篇。这样，40名老练的旁观者针对刚刚发生在眼前的这一事件写出了很负责任的报道，却使大多数人了解到一次并未发生的事件。
要想生动详尽地察看所有事物而不加以分类概括，这会使人筋疲力尽，而且，面对五花八门的事物也没有这种可能性。现代生活匆匆忙忙、五光十色，一些实实在在的差距使人们有了隔阂，既无时间也无机会进行密切交流，我们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先入之见去填补剩下的画面。为了某种彻底单纯的生活方式而抛弃一切成见，可能会导致人类生活索然无味。
最让人难以捉摸的是创造并维护成见的那些因素。我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而且，除非所受的教育能使我们具有敏锐的意识，否则这些先入之见就会强烈影响整个感知过程。他是个煽动家，啊，煽动家就是这种人物，所以他就是这种人物。——这与以下说法就大不相同：他是个耶鲁人，但却是个平庸之辈。——我们对于他（她）的其他情况又有多少了解呢？问题出在成见的性质和我们运用成见时的那种轻信，假如没有切实可行的规则，那么，人为了进行观察而接受预见的习性，就只会导致错误而不会带来简捷。
这些规则最终要取决于构成我们生活哲学的各种样板。如果我们的哲学认为，这个世界应当按照我们的某种法则去运行，那我们就很可能会喋喋不休地根据我们的法则描绘世界。但若我们的哲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这个世界无关紧要的一分子，他的智力程度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一张粗糙的观念网络的皮相，那么，当我们使用成见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那不过是些成见，就会迅速地控制它们，就会愉快地校正它们。一切有用的历史都是以这种方式得到澄清的。
（摘编自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
材料二：
真理需要小我，需要我们这些抱有成见的凡人。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并非一开始不抱成见。成见对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是一种克服，是对我们的成见的克服。海德格尔说，真理须争而后得。不是像宝藏那样藏在金银岛，我们互相争斗以夺取它，最后占有它；而是，真理和我们自己的成见作斗争，真理在克服我们的成见之际展现自身。没有我们的看法，真理就无从显现。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话：“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
真理和谬误同根而生，两者都根植于关切。我们具有诚实的看法，已经是对真理的吁请；我若对所涉之事无所谓，真理就无从展现。在你漠不关心的事情上，你连犯错误的机会都没有。无所谓的事情无所谓对错。在这些事情上，我和真理无缘，因为我一开始就和错误无缘。
这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宽容。人们现在往往这样理解宽容：不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不形成自己的主张，或有个主张却不提出来，对什么都模棱两可，声称哪种看法都同样有道理。然而，宽容却是这样一种态度：把自己的见解放到更宽的天地之中，聆听他人，准备修正自己。由于关切而具有主张，就自己的全部理性所及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不是不宽容，这恰是宽容的主要条件。唯确有主张的人才能宽容。
（摘编自陈嘉映《白鸥三十载》）
黛玉亦常听得母亲说过，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衔玉而诞，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外祖母又极溺爱，无人敢管。
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