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杨振宁生长在中国中部一个围有城墙的城市——合肥。当时，这个城市的街道是没有路面的，城门很窄，以致20世纪30年代第一辆汽车开来时无法通过。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由于闭塞，杨振宁直到6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
杨振宁的父亲原是当地中学的数学教师。他通过了一次奖学金考试，得以出国去芝加哥大学读书，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教书，之后去了清华大学。
杨振宁本人追随他父亲走上了学术道路。他说：“我很幸运，上百万和我同龄的人不是饿死就是面对军阀混战。”他住在北平一个学术性的社区内，沉浸在一个重视研究、重视知识的社区中。他的父亲很快就发现儿子有数学天赋，可是并没有直接教他数学。杨振宁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在谈天时父亲偶尔会向儿子提出数学难题。可是父亲也认识到教育需要均衡。在杨振宁念完中学初一时，父亲请了一位同事来教他中国古文。经过两个夏天的紧张学习，年轻的杨振宁能背诵孔子的门徒孟子的全部著作。
1937年日本入侵，杨振宁的父亲被迫离开北平，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杨振宁继续走好运。年轻的杨振宁不久进了这所大学，受教于一些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之中有些以后去了美国，其中包括陈省身。陈省身现在已经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退休，许多人都认为他是现在活着的最重要的微分几何学家。
在昆明时，杨振宁开始提高他的英文。他决定不用字典来念英文小说。他选的第一本小说是斯蒂文森的《金银岛》。这部小说里有和大海相关的俚语，因而很难念。他花了一个星期念完了这本书，接着念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在熟读这两本书以后，杨振宁说：“以后说英文就容易了。”
杨振宁还有去西方国家的另一原因：他对美国初期的科学家兼政治家富兰克林很崇敬，富兰克林的自传激励了杨振宁。去美国后他取名为富兰克·杨，并将第一个孩子的英文名字取为富兰克林。
1945年杨振宁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后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杨振宁，可是他要拜才华横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为师，因此去了芝加哥大学，并在以后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的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论文写好后只有4页。泰勒说服杨振宁，无论如何，一篇博士论文只有4页总是太短了，要他加长。他照办了，加到了23页。在物理学有了卓越的成就以后，他又转向亚洲东部地区。杨振宁将他的文稿与信件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而不是给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教授。杨振宁也没有排除他搬回中国的可能性，因为回去后他和与他结婚已50年的妻子杜致礼会得到更好的照顾。
杨振宁在长岛还是感到很自在，也不像是要搬到远离他的三位已经成年的孩子身边。他们三位都已得到科学方面的学位。杨振宁说：“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接触的中国文化很少。”长子光诺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现在是纽约州西彻斯特县的一位财务顾问。次子光宇是一位化学博士，住在纽约城，为财务公司分析化学工业。女儿是蒙太拿州列文斯登县的一位医生。
杨振宁在1964年成为美国公民。他说：“我们在美国过得很不错。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在两个社会中都很自在。”
在石溪为他的退休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结束时，杨振宁谈到他在60岁时的一个“伟大和意义深远的发现”：生命是有限的。他念了一位中国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20世纪初，另一位作家，也是杨振宁父亲的朋友朱自清，把这两行诗句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历经一生对自然的神秘的思考以后，杨振宁认为这一改造更精确地描述了他晚年的想法。
（摘编自《杨振宁的生平和时代》）
文本二：
达尔文的科学描述惊人的逼真。他利用阳光、空气和阴影，以及精心计算的距离，在他的写作中制造最大可能的效果。结果是捕捉到某动物或昆虫在不知不觉中呈现的最典型姿态的引人入胜的画面：
这只叩头虫，当它仰天躺着准备跳起时，头和胸廓会向后移动，以使胸脊撑起，靠在鞘尖上。在继续向后移动的过程中，那条脊因肌肉的充分调动而弯得像一个弹簧；这时昆虫依靠的是它的头部和鞘翅的末梢。
现代读者很难充分欣赏这一描写所蕴含的前所未有的新鲜性，在今天看来，它简直像来自纪录片。为了充分领会达尔文革命性的文学科学风格，让我们拿这幅对一只甲虫的彻底实用性素描与帕拉斯的一段描写相比较。帕拉斯是林奈的信徒，也是《穿越俄罗斯帝国各省地理游记》的作者，以下是他对“亚洲蟒虫”的描写：
高如跳蛛科甲壳虫，但外表圆，胸呈球状。绿腹绿脚，暗胸，铜色头。翅光滑，黑中微紫。触须长度匀称，前脚稍长。该品种见于恩德尔斯科湖一带。
帕拉斯替这只昆虫做悉心的服饰打扮和化妆，仿佛就要在中国宫戏或宫舞中表演似的。它被呈现得像一件珍宝或纪念品盒子里的一幅肖像。
（摘编自曼德尔施塔姆《达尔文的文学风格》，黄灿然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