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在发展进程中，一直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的变化，推陈出新；始终注重艺术价值和教育功能，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想、家国情怀等重要文化基因，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特征。
戏曲在文化长河中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表征之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戏曲演出活动的时间延续。传统戏曲是各地方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仪式戏剧更是和民俗密切相关，其展演和观看过程实质是一种生活样式的延续。起源于商周时期驱疫赶鬼仪式的傩戏，是历史、民俗、民间宗教、原始戏剧的综合体，至今仍活跃在部分地区；持续演出五百余年的广昌孟戏，融合三元将军信仰、祖宗崇拜和祈年纳福的民俗，在赣东地区每年新春仍会展演。此外，一些传承数百年的经典剧目像《赤壁鏖兵》《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至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也显示出戏曲艺术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二是“戏比天大”艺术品格的延续。戏曲演员从入行开始就要接受“戏比天大”的理念。唱戏先做人，无德艺不立。梅兰芳“蓄须明志、退出梨园”、程砚秋“荷锄务农，归隐田间”、常香玉为抗美援朝义演捐款15.2亿余元（旧币）……这些艺术家心怀家国，俱是典范。崇德还需尚艺，戏曲舞台演出力求完美，“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四功五法”的程式规范和戏曲美学风格的坚持，师带徒各种绝活口传心授，保证了戏曲艺术传承的稳定性。三是戏曲教育功能的延续。在民间艺术阶段，戏曲最初的功能主要是娱乐、教化，在愉悦人心的同时针砭时弊、警醒世人。在成熟发展过程中，戏曲的讽谏教化功能被强化，融入作者的善恶、美丑、是非等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成了戏曲教育功能最突出的部分。如梨园戏《苏秦》、秦腔《姚启圣》的主角心怀家国大义，传承民族精神；道情戏《大河古镇》对商人陈三锡救灾济民、扶持同道的赞颂，即是在传扬中华传统美德。
革故鼎新的创新性。诚如王骥德《曲律》所言，“腔调三十年一变”，戏曲艺术的发展史，就是戏曲革故鼎新的历史。当下戏曲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个方面。创造性转化，即对戏曲艺术传统的创作模式、思维模式等进行新探索，根据时代观念和生活实践进行呈现方式的重构。在继承戏曲传统程式的基础上，创新表达方式，化用传统程式重新编排。如晋剧新编历史剧《傅山进京》，在扎实继承晋剧传统表演技法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和超越，摒弃传统表演中的单纯“炫技”，把程式技巧融入人物塑造，用传统程式把傅山的硬、傲、狂、倔展现得淋漓尽致。创新性发展，即以中华美学精神为内核，结合当代审美追求与社会实践，在呈现内容方面推陈出新。改编自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京剧《范进中举》，在表现“科举制度扭曲人性”这一主题的同时，更多地呈现了范进的孤独无奈、命运的造化弄人等因素，体现出关注个体生命的时代意识，范进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相较小说原有的讽刺气质，京剧《范进中举》具有独立的生命力。
文化认同的统一性。“大一统”自先秦时期起即是中国重要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想。这种统一性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也体现在戏曲话语体系中。一是戏曲实践积累的概念和法则。我国现有348个剧种，每个剧种都有独具特色的唱腔，但彼此的行头，尤其是服装却十分相似。此外，各剧种的行头使用规则颇为统一：根据角色地位、性别、性格搭配，同时颜色上也要有所区分，遵循“宁穿破，不穿错”的原则。蟒服有“上五色”“下五色”的区别，一般皇帝穿黄色团龙蟒袍，丞相、驸马穿五色蟒袍。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历史沉淀下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是对传统的尊重与敬畏。二是戏曲实践的理论总结。无论是“以歌舞演故事”的概括，还是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的归纳，“演员中心论”的提出等，中国戏曲所具备的艺术特色，所蕴含的中华美学精神和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价值观念，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表现为对疆土统一、政治统一、文化统一的追求。不管是南戏对元杂剧“一人主唱、一唱到底”形制的突破，还是花部诸腔取代了雅部的地位，其固有的内涵仍代代延续。这种传承对维系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是戏曲艺术统一性的突出呈现，也是戏曲连续发展的基础。
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能够传承至今，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始终秉持着开放包容精神。中华民族始终对外来的异质文明予以尊重，在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其精华以充实、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作为具有高度综合性的艺术之一的戏曲，秉承了这一文化品格，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
（摘编自邵敏《内蕴外化：戏曲中的中华文明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