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中国的历法制订，直到公元7世纪以前，总是和计算很多循环的长度有关。要计算的有：月亮的周期（月），太阳周期（年），和两者合并在一起的周期，60天的循环（计算日期的方法），60年的循环（是用来计算年的，用相同的表示60天的序数符号），还有一个大循环包括了所有的小循环（一个甲子的第一年的第一天开始的午夜），这个大循环开始了一个新纪年，大概是50万年作为一个周期，这样的计算方法，李约瑟称为土算，起源于需要理解四季的气候变化。这影响了中国人对持续和变化、前进和后退等现象的看法，形成一个辩证的和循环的观点。这和牛顿的进化式的、单一发展的看法是很不同的，但是在现在欧美人当中，他们还是遵循这样线性发展的观点。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可以很容易发现这点。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事物都会回到最初的起点，就像钟摆的途径一样，迟早一样，任何事情如果走向极端，或者变得多余，那么就会回到终点，就像那钟摆摆动几下以后一样。
②在空间方面，中国人很久以前就对环境很关注，关于居住和坟墓的位置，任何一个地方和它附近的地形、风景等等。这样的关系使得气候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实践是所谓的泥土占卜即风水（风+水）。风水学的运行，是个对过去经验的过滤网。
③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总是在养育大量人口这个问题上做斗争。中国的农业很早之前就变成精耕细作，实际上就和园艺一样，在早春当土壤解冻以后，从最开始耕地，直到准备土地、播种和田园管理（比如说除草），最后到了收获，每个步骤都要求仔细地遵循时间，才能使得产出量大化。轮作和粮食的入库、保存，都讲究时机。稻田里的水多一点点，或者少一点点，都有可能使本来能够丰收的粮食变得颗粒无收。如果收获成熟的小米（谷子或糜子）的时间比第一场风早了几个小时，那么风就会把小米吹走，就可能使得利益大打折扣。在正确的时间开垦几乎解冻的土地，就可以保证土壤中仍然保留水分，如果第二轮翻土只是迟一天，就很有可能让土壤裸露在空气中，风就会使得土壤变硬。
④因此，中国的农民们，经过时间考验，总结了大量经验，最后变成了谚语，可以预测天气变化。比如说，日落云彩走，半夜听雷吼。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蚂蚁搬家，早晚要下。冬暖年成荒，冬冷有福享。果树没有三年甜。一连三年风雨顺，当心旱得地裂缝。秧苗一伸膜，大雨兜头浇。冬牛咳白汽，春来要防疫。雪不落，虫子多。上千个这样的谚语，在乡村里天天被人谈论着。所以，我们得到的食物，天气和人的努力只占到十分之一，自然掌管十分之九，农业最核心的原则编纂在公元2世纪的农业手册中：“抓住时机”。
⑤总之，中国人对待天气的态度，是从观察和互动之间的紧密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人类的努力对天气很重要，不管是帝王施行的巫术，或是儒官建言的用以弥补帝王错误的正确的政策，或是恳求土龙让雨水适量的祈祷丰收的仪式，或是天文学家费心设计的高精度的历法，又或是一个农民根据他头脑中的被实践检验过的谚语对变化了的天气立即采取的应对措施……不管哪种态度或者行为，永恒的一点就是，自然展现出天气和气候的变化，人则是伺机而动。这就是上千年来的中国社会记忆总结出来的经验。
（选自许倬云《中国人对气候的态度》，王笑然译）
材料二：
“天人合一”提出要遵循自然规律以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它是如何来指导生产生活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的具体体现之一。《礼记·月令》中规定，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母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孟子也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些措施虽然在主观上是体现儒家始终强调的仁爱和仁政思想，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自然生态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道家和儒家一样，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也有节俭的理念。《道德经》讲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第二个要求就是以俭修身。
这种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理念，可能源自中庸之道。冯友兰认为，儒家与道家受太阳、月亮运行和四季嬗替的启发，都注意到在自然和人生的领域里，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都会朝反方向的另一极端移动，如《周易·系辞下》中的“寒往则署来，暑往则寒来”。这种源于如农业和生活实践的观察，为儒家和道家都主张的中庸之道提供了依据。“中”的含义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这种思想不仅适用于人的感情，也适用于人对物的态度。运用中庸之道，宁愿不及，也不要过甚，因为行事过分将适得其反，对自然资源要有节制地开发利用，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韩昭庆《“天人合一”中有关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