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孟夷辩道，有一个事实必须先说明：在与孟子辩论之前，夷子做了一件大事——“葬其亲厚”。虽然《孟子·滕文公上》（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第5章首先说“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接着又说“他日，又求见孟子”，但这件大事显然不是发生在夷子两次求见孟子之间，而是早就发生了。
夷子第一次通过徐辟求见孟子，孟子说“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同上）。这段时间，孟子了解到夷子是墨家，而且他作为墨家，居然“葬其亲厚”。信墨家之表、行儒家之实，正是夷子的短板。抓住这个自相矛盾的短板后，当夷子第二次提出要见孟子时，孟子就说：“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同上）即我可以见你，但说话不直截了当，道理就体现不出来，因此我要对你实话实说。这其实是把丑话说在前头的意思。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夷子与孟子并没有直接见面，他们的对话都是通过孟门弟子徐辟转告的。是否由别人转告不要紧，关键在于：“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同上）这段话的要点有四：第一，夷子是墨家信徒；第二，墨家办理丧事的原则是薄葬：第三，夷子认为只有薄葬是对的，其他的都不对；第四，夷子厚葬父母，而厚葬属于他看不起的儒家理论。以上是孟子对于夷子的基本判断。
这个判断通过徐辟转告给了夷子。孟子本来想让夷子回答：你为什么厚葬自己的父母，但又相信薄葬的原则？薄葬与厚葬哪个好，哪个不好？这是孟子设定的问题。夷子却搬出了另一个问题——兼爱与仁爱，他的依据是：“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同上）因为夷子有了兼爱、仁爱的问题意识，又认为兼爱高于仁爱，致使这次论辩骤然变得复杂起来。
夷子暗引了儒家经典说的“若保赤子”，而孟子的回应讲了“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同上）。《公孙丑上》第6章说的：“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上》第6章是孟子对于性善论最经典的证明。合观《滕文公上》第5章、《公孙丑上》第6章，则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性善的普遍性与亲亲的特殊性是否存在矛盾？如果你认为性善是普遍的，而且由此推出我爱你的父母要与我爱我的父母一样，岂不表明夷子讲的“爱无差等”是成立的？这就对性善的普遍性提出了严峻挑战。可从我们的切身经验看，我爱我的父母绝对与我爱你的父母不一样。我深深地爱我的父母，但以同等程度、同类方式爱你的父母，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其难度可想而知，而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那么，归结起来，儒家既讲性善的普遍性，又讲亲亲的特殊性。孟子将“亲亲“当作性善得以推扩并充实为普遍性存在的突破口。
但爱父母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形诸实事，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面。孟子又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章句下·第十三节》）养生还不是大事，只有送死是大事。孟子把爱父母归结到丧葬。
孟子的回应中还讲了个故事。孟子说上古的时候，还没有埋葬父母的礼仪，有人不埋葬自己的父母。父母死了，就抬着尸体扔进山沟。过了一些日子，他路过那里，看到狐狸在吃尸体，苍蝇、蚊子在叮咬尸体。他的额头冒汗了，斜着眼睛，不敢正视。这汗不是为别人冒出来的，而是内心的悔恨表露到了自己的脸上。于是他回家拿来畚箕、锄头，掩埋了尸体。孟子说，掩埋尸体是确实是对的，那么孝子和仁爱的人埋葬自己的父母，也必然是有道理的。假如走进山沟的不是孝子而是其他人，情形又会如何？他看到人家父母的尸体被狐狸、苍蝇、蚊子又吃又叮，会不会额头冒汗、心头懊悔呢？这里不会有唯一的答案。但是，孟子将孝子而不是其他人设定为故事中的主角，就是因为他深知亲亲的特殊性在于：无论人们对于他人父母的感情有多深，也肯定没有对于自己父母的感情深。所以，夷子施由亲始、葬其亲厚，针对的是自己的父母而不是其他人的父母。
孟子讲完人为什么埋葬父母的故事，徐辟把它转告给了夷子。夷子听了以后，怅然若失，
沉思良久，终于说道：“我受教了。”这就是《滕文公上》第5章的最后一段话：“夷子怃然为间曰：‘命之矣。’”在如何埋葬父母的问题上，夷子由墨家的信徒变成否定者，由儒家的否定者变成服膺者，“命之矣”三字是画龙点睛之笔。
（摘编自杨海文《“本心之明”的遮蔽与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