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学与电影都具备的叙事功能，使差异迥然的两种艺术形式存在交汇点，在借助叙事手段构建虚拟空间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这一点上，获得了空前的一致性。“人类对故事的胃口是不可餍足的。听故事的欲望在人类身上，一直就像对财富的欲望一样根深蒂固。有史以来人们就一直聚集在篝火旁或者市井处相互听讲故事。”正是在人类无法遏制的对故事的渴望中，古老的文学给年轻的电影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元素：叙事的形式。在“讲故事”这个层面上，文学与电影的交汇是非常明显的，叙事成为它们共同的目标。随着电影的快速成长，叙事功能也进一步完善，文学与电影在叙事方式、叙事时空上呈现差异性与一致性的复杂交互。
在叙事方式和修辞上，文学以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叙事手段来描摹客观世界、讲述故事、刻画人物形象以及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电影的叙事手段与文学的叙事手段类似，比如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分叙等叙述方式，在电影中被称为回忆、再现、闪回、前闪、插入。但是电影担负叙事功能的主要方式还是蒙太奇技法，以镜头、场面、段落的分切与组接实现叙事功能，这是电影独特的反映现实世界的叙事方式。蒙太奇技法的使用，使电影的叙事在时空表现上获得极大的自由。文学常用的修辞手法是比喻、夸张、象征、对比、通感等，不同的蒙太奇手法组合使用也可以达到文学这些修辞手法类似的效果，但是因为叙事手段的不同，差异也很明显。如明喻，文学可以自由地将两种毫无关系的意象黏合在一起形成明喻，但是电影无能为力。比如小说《围城》中描写方鸿渐和鲍小姐吃西餐：“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外，面包、牛肉、红酒无一不酸。”这段绝妙的比喻无法用影像的方式呈现，其中蕴含的幽默感也无法用影像来表达。在电影中，修辞手法的使用要特别谨慎，因为“这种真切性和运动性导致了在作用于观者时媒介体具有自足和完备的特征，从而能紧紧吸引住观者的注意力，使观者整个审美认知过程中的心理指向获得确切的方向性，使观者对电影的表现对象和影像、音像呈现的一致性要求显得特别强烈”。任何与整体叙事无关的修辞手法的加入，都会破坏影像本身的完整性。
在叙事时空上，文学与电影也存在差异。文学叙事是以故事性、情节性、因果性为基本特征的线性叙事，具有明显的历时性特征，这决定了小说多以时间为线索来建构故事情节。读者阅读的过程，也是以时间为流程读完文字的过程，在脑海里将文字转化成形象更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而电影叙事主要以空间形象的逻辑关系为线索，共时性特征更为明显。观众在观看影片时，可以从单个画面中感知到多个物体形象的同现，空间形象感是他们的首要感觉，而时间的感觉往往是模糊的，蒙太奇技法的运用也是将空间场景进行切换，时间在银幕上呈现破碎感。电影是“现在进行时”，看见的即正在发生的；而文学可以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游刃有余。在对同一个事物的表现上，文学的历时性特征能够给创作主体提供充足的时间展开叙述，读者也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反复阅读和体会。而电影的时长限制及转瞬即逝的特性决定了蒙太奇的剪辑必须简洁严密，故事的展开要线索明确、情节紧凑，人物的形象塑造要更符合逻辑。
文学与电影叙事时空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其实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只是在各自的向度上走得更远，这意味着文学在空间和电影在时间上的处理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文学表现时间形态的自由度并不意味着它塑造空间化视觉形象的无所作为，文学可以通过精准而生动的描绘刻画来激发阅读者的记忆，间接重现客观世界。尤其在一些擅长以文字营造视觉效果的作家手中，文字往往能达到可感的视觉性，比如莫言笔下那生机盎然的高粱地，犹如影像一样真实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电影对时间的表达通过闪回镜头、镜头的长短、画面的节奏、特写等手段与蒙太奇技法的有机结合，完善了叙事的时间性，将现实、回忆、想象有机融合到一起，消解了电影叙事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泾渭分明。
（选自朱怡淼《改编：中国当代电影与文学互动》）
材料二：
文学性和电影性的论争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对中国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在中国的改编实践中，一向是两种传统，一是“忠实说”，一是“创造说”。“忠实说”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严格、准确地转换原作的文学性，把原作的主题、情节、人物、语言、结构等平行移植到电影中去，以此实现电影的文学性；“创造说”就是允许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符合电影特性的改动，对文学原本中的人物、情节实现第二次创造，丰富人物性格、深化主题，使电影摹本更具直观性，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电影性，使语言状态中的文学性转换为画面和声音状态中的电影性。“忠实说”与“创造说”都可以指向文学性和电影性，但谁更能接近电影的本质，只有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才可以得出结论。
（选自刘明银《改编：从文学到影像的审美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