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发挥重大影响力,不但因为他的文字所具有的特殊魅力, ①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梁启超和严复、胡适类似,都是学问渊博的“通才”,而不是在“象牙塔”之内沉浸于纯知识领域的“专才”。这种“通才”很类似陈澧、曾国藩、钱穆等人所提倡的“士大夫之学”,这种学问“将‘ ② ’ 与‘有用于世’二语,悬为著书讲学之标帜”。梁启超和严复、胡适都是这一类型的学者,他们以学术研究来“修已治人”,不但能够依赖学问来“安顿身心”,更借此关怀中国的现状,并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其中梁任公又比严复、胡适更接近传统的“士大夫之学”。梁启超 ③ , 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的打牌、饮酒、读书都是真性情的表现。当然在他一生中最重视的还是成就其“士大夫之学”的阅读、教书与写作,以及由此而培养出的渊博的学问。这应该是源自他以“趣味”来追求知识的人生观。
梁任公的人生观简单地来说是一种“趣味的人生观”。他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他说倘若用化学分解“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的一种名叫“趣味”的元素抽出来,只怕毫无所剩。所以他一生所做的事总是尽量做得津津有味而兴会淋漓。因为趣味是活动的源泉,如果趣味干竭了,活动便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