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月15日世界人口达80亿。纵观世界人口变迁过程，人口数量在19世纪前增长速度比较缓慢，进入19世纪后增长速度加快，从20世纪中叶开始急速增加：特别是从1960年的30亿增长到2022年的80亿，每增加10亿平均用时仅为12.4年，而近两次的增长速度更是缩短为11.0年/10亿。据估测，全球城市化率将从2021年的56％上升至2050年的68％，其中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将达到86％，而我国将达到71.2％。
在工业革命开始后200年，人类取得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为表征的现代化的巨大成就。然而，快速增加的世界人口规模不仅给地球的生物圈带来生态环境危机，也让人类社会面临从区域到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地球和人类均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为表征的生态环境问题已使地球上100万种动植物面临灭绝风险，地球可能遭遇人类引发的第六次大灭绝，最终必将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仅如此，在不断增长的地球人口中，大部分涌向不足地球陆地面积5％的城市，由此引发的快速城市化进程给业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和经营活动主要场所的城市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同时给城市人群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全球人口数量变化趋势图
据分析，上述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社会生存模式的变迁密切相关。人类社会在原始文明阶段的生存模式包括三个基本环节：①索取：通过生产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源②消费：将生存资源用于自身消费；③弃置：将改造和使用过的自然物和废弃物归还给自然界，使其重新参与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随着向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推进，加工和分配环节加入进来，人类社会的生存模式发生改变，并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大问题。这在自然界引发了生物多样性的衰退和丧失，以及生态系统的受损和退化。环境污染业已成为城市病和城市亚健康的主要成因，而生态破坏则以城市自然生态空间丧失、本土生物多样性衰退为主要标志，这又有可能造成城市中人们生理和心理的疾患，以及行为上的失常。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体系的发展方式及其对生态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影响，减少生态环境危机给地球和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失，最终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双体”目标。
摒弃“伪自然—假生态”，缓解城市人群自然缺失症。
“伪自然—假生态”表现形式多样：未遵循生态学规律去建绿造林，形成种类单一、结构简单的绿林地；未经生物安全评估就大量引进植物，跨地带种植。等等。这些做法并不能真正形成健康、安全的生态空间，也无法向城市中的人们提供高效的生态系统服务和优质的生态产品。
正是由于城市原生自然生态的丧失造成本地生物多样性的严重衰退，以及“伪自然—假生态”城市空间的叠加效应，近年来在城市人群（特别是青少年）中，出现了自然缺失症现象。尽管目前尚不能确定它是一种疾病，但却可以导致孩子行为与心理上出现问题。
日本学者沼田真认为，人类是唯一的“自我驯化型动物”：人们根据生存需要，创造并不断加工城市生态环境，还不断从生理、心理、精神、观念和行为等方面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自己所创造和加工的新的生态环境。从环境生态学属性来看，城市人群既是调节者，又是被调节者。有学者据此推测，较少接触“真自然”是自然缺失症形成的主要原因，而接受自然教育则为主要解决方式。
鉴上，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不应是简单的城市化妆运动，也不仅仅限于污染的强化治理和环境要素的重点修复，洁化与美化并不等同于生态化。但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该如何体现、实现“近自然—真生态”？在这一点上，对“生态”寓意的深层次理解，以及如何认知城市和拥有正确的城市自然观，都至关重要。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全民参与的当下，科普教育应该重点关注以面向自然缺失症为主要目标的自然教育。
城市科学研究者和城市建设者应该剖析目前城市生态保护、恢复与重构中存在的“伪自然一假生态”现象与瓶颈问题，以当前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在保护现有良好生态空间的同时，针对受损和退化的生态系统部分，以近自然生态恢复与重构为抓手，通过构建以乡土植物、乡土动物和自生微生物为主体的“地标性生物群落”，推动城市“近自然—真生态”演替的进程。同时，有关部门可通过野外课堂、自然研学等形式的自然教育活动，缓解城市人群的自然缺失症。此外，还应该考虑从中华传统自然智慧中寻求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方案。
（选自《快速城市化下的生态环境危机与城市的自然回归》，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