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从目的看，它既是无功利的，也是功利的。
②文学是审美的，这就是说，文学往往是无功利的。无功利，或称无利害，指人的活动并不寻求实际利益的满足。而审美的无功利性表现在，审美并不寻求直接的实际利益满足。也就是说，在文学活动中，无论作家还是读者在创作或欣赏的状况中都没有直接的实际目的，并不企求直接得到现实利益。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举过一个例子说明文学的无功利性：
③“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一个人若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一座森林，他就要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这地区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样计算薪材的价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便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一个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观没有别的思想，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来看，就要问它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
④出于实际目的的人，自然关心森林如何带来物质财富；出于理论探究的人，为森林的科学研究价值所吸引；而出于文学观察的人（如诗人），则以“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深深地沉浸于森林外观的美景之中。显然，商人由此激发财富欲，科学家升起探索欲，这两种都是功利的；文学家则获得审美体验，这是无功利的。所以康德讲：“那规定鉴赏判断的快感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康德这一审美无功利说诚然存在忽视审美的某种功利性的偏颇，但毕竟有其合理的一面：审美在其直接性上是无功利的。由于是无功利的（即无利害的），文学才能是审美的。换言之，审美的正是无功利的。
⑤文学的这种无功利性集中体现在作家的创作活动和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刘勰讲“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渝五藏，澡雪精神”，正是强调创作中要舍弃直接的功利考虑而以淡泊、宁静之心对待。朱熹认为，举世学诗者之所以难以出好诗，“只是心里闹不虚静之故”“心里闹如何见得”。这里的“心里”指功利考虑，“虚静”就是无功利之心。在朱熹看来，只有“虚静”或“心虚理明”才可能作出好诗。读者也需要保持无功利目的才能进入文学的审美世界。“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人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老年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鲁迅语）所谓“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是指读者抱有实际功利目的，致使无功利的“审美距离”消失，从而无法“欣赏”小说的美。这些似乎说明，文学总是无功利的。
⑥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因为，文学的这种无功利性背后又总是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功利考虑。文学直接地是无功利的，但间接地或内在地却又隐伏着某种功利性。这一点可从文学作为作家和读者的社会性话语活动、作为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话语结构两方面看。
⑦首先，作为作家或读者的社会性话语活动，文学虽然与直接的功利目的无关，但间接地仍旧有深刻的社会功利性。这种功利性诚然不同于商人对森林财需的占有欲和科学家对森林科研价值的探究欲，但却显现为审美地掌握世界这一深层目的。这就是说，功利性是深深地隐伏于无功利性内部的。实际上，直接的无功利性正是为着达到间接的功利性。朱熹要求诗人“虚静”，目的正是“虚静而明”，即无功利的超然态度有助于真正明了事物之“理”。鲁迅要求读者不以宝玉或黛玉自居而是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也是为着使读者能审美地把握“红楼”世界的人生意义。
⑧其次，作为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话语结构（尤指文学活动中的“本文”方面），文学的功利性在于，它把审美无功利性仅仅当作实现其反映现实生活这一功利目的的特殊手段。郭沫若指出：“我承认一切艺术，虽然貌似无用，然而有大用焉。”这里的“貌似无用”，即指表面上的无功利性，而“有大用”，则指实质上的功利性。文学的这种“大用”在于，它可以“唤醒社会”“鼓舞革命”，即唤醒和鼓舞人民参与变革世界的实践。鲁迅说得更明白：文学“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也就是说，文学以其无功利性正是为着实现强烈的功利目的。文学虽然直接地是无功利的或无目的的，但它由于在其话语结构中显示了现实社会关系的丰富与深刻变化，因而间接地也体现出掌握现实社会生活这一功利意图。
⑨如此看来，文学一方面是无功利的，另一方面又是功利的。确切地说，无功利性是直接的，功利性是间接的，直接的无功利性总是实现间接的功利性的手段。
（节选自《文学理论教程》）
1924年6月，作家卡夫卡在弥留之际，写信给自己的好友布洛德，要求他毁掉自己的所有作品。但布洛德却在卡夫卡去世后整理并陆续出版了他的作品。卡夫卡的作品大量采用了荒诞变形的形象和直觉象征的手法，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他也因此成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