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的创作美学是生命美学。现代诗人的作品，主要从以下方面表现生命的审美特征。
人们常说生命之光，没有光就没有生命。植物的光合作用是植物生命存在的重要机能，而植物又是动物生命和人类生命的食物之源。诗人不是生物学家，他们从审美的角度观照光明，体验到生命之美只有在光明中才能呈现出来。在隐喻的意义上，生命自身也会发光。
生命之美在光明中呈现，在鲜妍中达到美丽的极致。如此则有光明照耀下的生命和暗影中的生命之光。光明照耀下的生命色彩，有日光中的生命色彩、月光中的生命色彩和火光中的生命色彩。“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鲜红的血流！”（郭沫若《太阳礼赞》）“银光下这春水晶澈得如一面明镜。”（刘梦苇《北河沿底夜》）“我只要开一朵璀璨的火焰。”（汪静之《我若是一片火石》）暗影中的生命色彩，有星光、灯光和炉火之光。“星星呀”“从黑夜给我们带来微光”“灶门里嫣红的火光”。即使是微小的光明，也能驱赶黑暗，黑暗遮蔽不了生命之光。
活动能力的强弱体现着生命力的强弱，一个人活动能力强，他的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相应也强，同时也说明他的生命力是旺盛的。因此，体现着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人的活动状态，由于它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而被人们认为是美的。这就是动态美，艺术家们总是追求动态美。中国现代诗人在表现生命的色彩美的同时，也表现着生命的动态美。他们首先运用人物意象来表现这种美，主要描写人物表情的动和行为动作的动。
徐志摩那首有名的《再别康桥》，是动态描写的佳构。“我”的动态：“走”“招”“寻”“撑”“挥”。“走”是离别，“招”和“挥”是告别。招一招手，向云彩告别；挥一挥袖，洒脱地离开。“寻梦”和“撑篙”，只是诗人的想象，并未实行。如果实行了，那就不是“轻轻的”走，而是带着沉重的眷念走了。诗人别离的美正在于洒脱、自由，“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徐志摩写的是享受自由的“动”。
人的生命与动物生命的一个重要区别点是精神世界的有无，人有精神世界，动物则只有感性世界。人的意志、情感、认知都属于精神世界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动物生命那里是空白的。诗歌通过对感性世界的描述来表现精神世界。人的精神世界呈现层次的差别，诗人的言说也呈现层次的差别。标语口号式的诗，其精神世界是浅层次的。有含蕴的诗，表现着精神世界的幽深，读来回味无穷。
真正有含蕴的诗，是那些生命意识强烈的诗人所创作的。那些优秀作品，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悠远的境界，引导读者去作艰难而愉悦的探索。幽深的境界美，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如果把画面比喻成弯弯曲曲的小径，把含蕴比喻成小径通向的幽深之处，那么含蓄的境界可以用“曲径通幽”这个成语来形容。因为读者是通过欣赏曲折的画面来领会意境的，这个过程类似于曲径寻幽。穆木天《苏武》的画面：苏武直立在沙漠中，沉默地遥望天际的鸿影，聆听萧凉的笳声。背景是荒湖、素月和冷风。我们寻觅画面中的意境，画面内含的是苏武的精神：不屈服于恶劣的自然环境，更不屈服于异族统治者的淫威。这就是含蓄之境。
精神世界的充盈，必然溢露于外。正如河道的水满了，必然流泄于原野一样。气韵是诗人精神外溢时所表现的生命的充沛之美。精神的流溢有两种基本形式：冲击的形式与亲和的形式。因而产生两种充沛之美：气势美与韵致美。
气势美是精神冲击力之美，如高崖坠落的瀑布，大潮前冲的海浪，万里奔腾的骏马之群。现代诗人常常以人物意象写气势美。如闻一多的《渔阳曲》，写三国名士祢衡击鼓骂曹（曹操）的故事。面对强权，祢衡的鼓声“像狂涛打岸，像霹雳腾空”“鼓声愈渐激昂，越加慷慨”“主人的面色早已变作死灰”。主人指曹操。祢衡身上的正气通过鼓声化为威势，冲击和压迫着强权者曹操，并且从精神上战败了曹操。鼓声之美是正气的冲击力之美。
韵致美是精神亲和力之美，如春天的雨露滋润大地及万物，母亲的歌谣灌溉幼小的心田，柔和的琴曲催生悠远的情思。现代诗人又常常写声音中的韵致之美。如歌声：“三两游艇里讴着幽婉之歌声。”（于赓虞《山头凝思》）“时静，时闻，虚空里袅着歌音。”（朱湘《采莲曲》）如诗人陈梦家的心灵在平静的夜晚自由了，所以他要亲自摇船进入天河，他在《摇船夜歌》中写道：“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接着说：“听，我摇起两支轻浆——那水声，分明是我的心，在黑暗里轻轻的响。”这是夜的韵，更是心的韵。夜的亲切和谐，与心灵的亲切和谐，谱写成这和谐的乐曲。
（摘编自林玲《中国现代诗歌的生命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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