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初，曾有包括德国人鲍希曼，日本人常盘大定、关野贞等外国学者，对中国建筑做过系列考察，但囿于自身知识，他们难以厘清中国建筑历史线索。清末民初学者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出版于1933年，日本人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中文版出版于1934年，遗憾的是两部最早的《中国建筑史》，学术上尚显肤浅。乐氏之作未脱晚清文人笔记类文字窠臼；伊东忠太书，如梁思成的评述：“伊东的书止于六朝，是间接由关于建筑的文字或绘刻一类的材料中考证出来的，还未讲到真正中国建筑实物的研究，可以说精彩部分还未出来。”因缺乏系统资料，其书前半着力早期石窟寺，后来补充了一部分，也仅对北方清代木构建筑稍有述及，遑论谈史？
从无到有建构一部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建筑史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在朱启钤领导，梁思成、刘敦桢担纲的中国营造学社肩上。
建构中国建筑史，当是梁思成很早立下的学术志向。回国之初，受邀任教于东北大学，先生就带领学生测绘沈阳周边清代建筑。这一课程，既是培养学生对中国建筑的初步认知，也是为中国建筑史与古代建筑诠释做基础性调研之始。从学社成立，梁、刘先生加盟，到1937年抗战爆发，学社被迫南迁，短短7年时间，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等一批中国建筑史界先驱，在极端困难艰苦条件下，足迹踏遍大半华北，考察数百座古建筑，绘制2870余幅测绘图。他们以现代田野考察考古研究方法，对古建筑建造年代与结构特征一一归纳分析，并将其研究成果及时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
未发现唐代建筑实例前，梁先生撰写《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为发现与研究唐代建筑作前期准备，也为最终建构中国建筑史未雨绸缪。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一行，在时局迷茫的战争前夕，不顾自身安危，依据敦煌石窟一幅壁画，长途颠簸，迫不及待来到僻远的五台山考察，最终发现唐代大型木构建筑——佛光寺东大殿。这一发现为中国建筑史科学建构提供了扎实充分的早期依据。
（摘编自王贵祥《为中国建筑立史，为华夏营造继绝学——梁思成在“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
材料二：
梁思成早期的建筑设计思想特点鲜明。
建筑设计思想的民族主义。受特定历史时期的影响，与梁思成同时期的中国文人学者，大多具备极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在西洋、东洋列强的压迫下，都为儒家文化背景之下新时代的文人士大夫，视复兴华夏民族文化为己任。相比之下，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倾向则显得更强烈而具有代表性。某种意义上讲，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方面的成就，是其父梁启超所未竟的“民族复兴”大业的延续。在吉林西站不远处，有梁思成为原吉林大学所设计的石头楼。该建筑加装了中国传统的建筑装饰——石砌人字拱和一斗三升花纹，在门柱上部还按中国建筑风格安装了石雕螭吻。梁思成在不断探索建筑思想上表达对殖民主义的反抗和爱国情绪的抒发，逐渐在自身文化中寻找文化的根基和与西方对立的建筑语汇，希冀在建筑符号上表达爱国忧民的情怀。这些可以说都在石头楼的建筑中得到应用和实现。纵观梁思成与林徽因几十年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学术生涯，可以看到坚强的民族复兴之信念一直是他们的根本精神支柱。这也是梁思成先生终其一生企图建立与西方古典主义相抗衡的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原因。
建筑设计的形式探索。在艺术创作中，形式问题是最富有活力，也是最值得关注和探索的。梁思成先生认为形式的追求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建筑形式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的载体，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特征。这种对形式的追求在早期的建筑设计和教育中，更多的是直接对古代建筑符号的运用，以此体现建筑的民族形式和特征。把建筑作为民族思想艺术的高度代表，也是他一生坚持的“建筑是艺术”思想的最早体现。
建筑创作的唯美性。把建筑作为艺术是梁思成一生建筑创作和建筑教育的中心。他认为建筑最基本的功能是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同时建筑还要满足精神、思想上的需要。建筑师技术的提高，依赖于思想的丰富和造型艺术方面高度综合的创造性思维的提升。
他指出艺术并不是与人们形式生活毫不关联的东西，也不仅仅是感情的宣泄和思想的表达，艺术融入人们对情感的追求和对美的创造。建筑是为人类提供一个身心能够得到庇护和交流的天地。在建筑审美的眼里，建筑可以引起特异的感觉，可以感到一种“建筑意”的快乐。所以在中后期，梁思成在赞同现代主义建筑论者的观点的同时进一步扩展了建筑的意义和内涵，对建筑的艺术性的重视远远超过其他建筑学家。
（摘编自朱少华《梁思成建筑创作思想的几点思考》）
主体建筑永昌阁高44.99米，外看5层，内部实际9层，建筑风格与江南三大名楼相似，飞檐斗拱，赤柱彩椽，雕梁画栋，气势轩昂，同时具有事事如意、长长久久的寓意。
D . 东方明珠塔巧妙地采用了多管造型，由三根中空擎天柱支撑，它集都市观光、时尚餐饮、购物娱乐、历史陈列、浦江游览、会展演出等多功能于一体。
城市，在建筑上必须有我民族之性格”，材料二是如何体现“建筑的民族性”的，请简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