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着眼于考察集体性文学观念。若说研究个体文学理论是求异，研究集体认同则是求同。集体认同不是代表个别人，而是大多数人包括社会各阶层的观念，是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的集体特质。“认同”是中国文学集体认同命题的一个关键词。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并不以系统理论形态出现，一些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在不同场合重复的话题、习语，所反映的不是个人或某一时段的观点，而是一种历代积淀的集体意识。认同形式是与理论形态相对而言的，两者虽无法截然分开，但又有明显差异。如果说理论是理性的，那么认同则是感性的。认同往往是一种话题，表达或清晰或含混的感觉或观念。
集体认同不是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对众多事实所作的有倾向性的选择。选择的可能是事实，不过是选择者所喜欢的部分事实。有些集体认同甚至可以改写历史与事实。简言之，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要表达的并非事实，不是这样推理，也可能没有体系性、理论性。它表达的是中国人所宗奉和追求的文学信仰，是中国古人大致相同的认识与评价，是集体的文化记忆。
“认同”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集体认同，更重要的是把它们放到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去理解，而非简单判断其真假对错。举例而言，“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在中国古代是同时存在、各有事实依据的诗学论题，都具有真实性与合理性，但在长期的诗学接受史上，多数人还是选择“诗能穷人”“穷而后工”之说，而相对立的表达则被渐渐遗忘或遮蔽。对于“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的选择与接受，是一种基于传统诗学观念与价值判断之上的集体认同。韩愈有“不平则鸣”说，后人往往以“不平”为处于逆境或不公平待遇，其实不平所指甚广。钱钟书说过：“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不平则鸣”是指处于不平常、不平静之境，总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但历来对于“不平则鸣”往往是一种有所偏重的接受，即倾向把“不平”理解为不公平或逆境。这种选择性的接受是一种集体认同。它与倾向于选择“穷而后工”“诗能穷人”的认同是出于相同的集体心理，都认为好作品是反映悲苦生活的，而写作者则应经过困苦和磨难才能成为杰出诗人。这些当然也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这种集体认同，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诗歌与诗人的集体理想，对诗人的想象与期待及对诗歌的价值判断：诗是一种承载苦难、超越功利的高尚的精神寄托。
在古代中国，“诗人”是一个被赋予悲剧色彩的崇高名称，它必须面对苦难和命运的挑战，承受生活与心灵的双重痛苦，须有所担当和牺牲。这正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诗人的集体认同而建构的诗人的“宿命”，其本质正是古人对于文学使命的一种积极期待。集体认同包括“反向认同”，即在批评某事物背后寄寓其正面理想。对于文人的贬责也是中国文学集体“反向认同”的典例。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诗人”与“文人”既有关联又有差别。“诗人”往往带有悲剧性，受到同情和尊重，而“文人”则普遍受到贬责和卑视。诸如“文人无行”“文人相轻”等就是这类代代相传的集体话语。文人自身也对“文人”持否定态度，南朝范晔“常耻作文士”，而且也“无意于文名”。但古代也有很多为“文人”辩护的情况。如刘勰就对“文人无行”之说予以反驳。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既列“文人相轻”之目，又列“文人相推”之典。但在长期的接受过程中，对文人群体污名化的倾向邦公到中国古人的替语认间，甚至成为至今流行的成语俗话。在“文人”话题中所表现出的焦虑，誉威了古人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学价值观。所有对文人的批评或文人的自我否定都是基于一个参照系，一个隐在的标准和理想。古代文人是从早期士人发展、分化而来的，“士”在古代是一个有崇高意义的词语。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传统“士人”就是“文人”的参照系，古人以士人为理想人格，用士人的标准来衡量文人和作出自我期许。但古人对于文人及其文章的批评并非仅是世俗的蔑视，其实还包含对文人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人格的期待，以及对文人积极用世、对文章经世致用的期待。古人对于文人的批判其实是出于理想而对文人表达一种期待和文人对于建功立业的自我期待，这是一种将殊的“反向认同”。
集体认同是对诸多事实的选择与取舍，集体认同所表达的，并非真实的历史事实，不是统计学上的真实，而是一种对于“诗人”与“文人”的期待，表达的是一种文学信仰与理想。
（摘编自吴承学《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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