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是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也是汲取传统智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支撑。
我国古代治国理政最为重要的“治国之具”是礼与法。古人对礼法关系及其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进行了概括。如《唐律疏议》中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即道德，更多的是人心由内而外发挥的“善”，而刑罚乃是为了“为善去恶”而生的必要的“恶”。《唐律疏议》认为道德的缺陷在于难以形成统一的秩序，法律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保证了外在秩序的稳定。以道德礼义为本，以法律政刑为用，凸显了传统法律文化对“治国之具”的准确定位。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礼崩乐坏”局面，使得思想家普遍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艺文类聚》中载“治国无其法则乱”。“法治”最为突出的要件就是“立法为公，一断于法”。而实现公正、平等，要立有良法，且良法能得到妥当施行。晋朝尚书刘颂曾建言：“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其建议后成为晋律的内容。在晋律影响下，后世确立了依法断罪的制度。至唐朝，《唐律疏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对于限制司法专横具有重要意义。在具引法典条文前提下，还强调罚当其罪，而非一味机械地征引。例如，《大清律例》在“断罪引律令”条文之下，专门有一个条例要求“务须详核情罪”。“详核情罪”就是要求罪刑相适应。与此相应，古代判狱中反复出现的“情法两平”“情罪相允”等词语，都在提醒法司判罪既不可随意出入，量刑亦不可畸轻畸重，而是要始终贯彻“平等”之义。
中华传统法律中处处彰显着民本理念。在民本理念成为治国理念前，天命和神权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史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天命鬼神”并不能延续商朝统治，殷商终究因为统治者奢侈无度、压榨百姓、穷兵黩武，而被周推翻。西周统治者则明确提出了“敬天保民”。孟子也曾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管子也曾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我国法律在立法上，历来重视“保民”“养民”“富民”原则。法典中常见促进农业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的条款。如唐律规定，各级政府如果遇到旱、涝、霜、雹、虫、蝗等灾害，相关主管人员如果没有及时汇报或者错误汇报的，要杖七十。在司法上，突出表现为对生命的重视。唐太宗确立“三五复奏”这一死刑复核制度，规定“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
以儒家文化为底色的中国传统法律，秉持矜老恤幼的人文特色。先秦时期的“三赦”“三宥”之法，就是恤刑原则的体现。《唐律疏议》中要求，凡年龄在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即便有死罪，也不处死刑。法律对于老幼病残情况的认定条件都相对宽泛，体现了人道主义色彩。《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也都规定了优恤老幼病残的原则。对于妇女犯罪，同样有一系列矜恤措施。
总之，在中国传统法律发展史中，这些理念、思想、策略及其制度成果，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相应作用，为国家强盛、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作出过贡献。今天，我们应从中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并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宋玲《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