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利用水的浮力及河水的流动发展交通运输，是人类早期文明成果之一。中国河运历史悠久，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了船用木桨，说明当时先民们已经有了舟楫交通工具。然而，中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多自西向东流，不利于南北水路交通。于是，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开凿运河，以沟通原来互不连通的水道，尤其是加强南北方向的联系。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路线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之一。它是古代中国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科技发展的结果。几千里长的运河要通过海拔高程不同的许多地区，纵向沟通长江、淮河、黄河等洪流巨川。在两千多年的挖掘、修建过程中，中国人民不仅大胆冲破中国东西水系这个自然地理的限制，解决了开辟水源、保持水量、改造地形和克服洪水泥沙之害等四大难题，而且创造出许多卓有成效的工程设施。其中以船闸、滚水坝和水柜等最为著名。大运河卓越运能的实现，集中展示了古代中华文明在土地测量、河道建筑、水利水运等工程领域的科学成就、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有必要建立在兼顾国内不同经济文化成分的地方，汉唐长安和元明清以来的北京就是如此。然而，这就容易造成政治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空间上的距离。况且，大一统国家高度的中央集权又使得首都生活的经济供应极为繁重，因而不得不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最大限度地发展运力。我们看到，早期运河就是因漕运发展起来的，即利用水运把四方贡赋运往京师或把粮草运往军事重镇。帝国传统甚至使分立时期的中原王朝如五代赵宋也尽可能立国都于漕渠枢纽之地，所谓“国以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漕以河为依”。因此，国都移动，运河水道也随之移动，运河实际成了国都乃至王朝国家的经济命脉。
运河还有利于发展交通，加强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系。早期邗沟、黄沟的开通首次将江、淮地区同中原、黄河流域联系起来，再由吴古故水道、百尺渎等把长江和钱塘江流域连接起来，这就大大便利了当时中国东部的南北交通。交通运输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对发展和巩固全国的政治统一发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早期运河网络在秦汉帝国的作用。隋统一后更建成了贯通南北的运河体系，西起京师长安，北通涿郡，南达余杭，全长五千余里。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对隋唐时代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于是在一些世族豪门的鼓动下，开皇十年（590）冬，“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叛乱平定之后，隋朝停止了在江南激进的经济、文化政策，并以晋王杨广为扬州大总管镇江都。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他驻守江都十年，推行文化怀柔政策并取得很大成就，这很可能就是他即位后积极开凿运河并乘龙舟三下江都的主要动因。隋仅二世，但大乱并不始于亡陈，这就很说明问题。而唐朝之所以在安史乱后藩镇割据俨然敌国的情况下还能再延续一百五十多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靠运河转运的东南财赋支持。唐中后期所谓平藩镇的活动，例如宪宗平淮西、武宗平泽潞，主要也是为了打通和保证东南财路。
（摘编自袁行霑《大运河的开通及其意义》）
材料二：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命令开凿一条运河的诏书是在炀帝执政的第一年（605年）颁布的。《隋书》记载，为了开掘此河渠北部较长的一段，炀帝动员了百万以上的劳工，同年稍晚，他为从淮河至长江的一段又征募10万以上的劳工。《资治通鉴》中有“男丁不供，始役妇人”的记载。610年，炀帝命令开凿从扬州对面的长江往南至杭州湾顶端的运河。它约长270英里，但许多段也是沿着现有河流或以前河渠的河道建造的。
如果人们看过中国的地形图和对定居的农业已有所了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运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证了隋能获取所有最富饶地区的资源（只有四川除外，但它与京都有一条相当完善的驿道相连）。我们现在没有关于隋代船运的税、粮和布的数字，但大粮仓储粮充足，有几个粮仓成了隋末夺权斗争的重要战利品。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之开凿，不但是为了运来河北的税收，而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战略目的，即在需要军队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区域时供应兵员。此渠还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国经过长期的分裂后，此时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新君主在全帝国炫耀其财富和威严的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条件；当然，把军队和供应以船运至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区的能力则更重要。长江南面的中国东南部已处于移民定居的过程中；运河系统延伸至杭州，举例来说，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
运河系统的这些具体优越性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但中国的历史著作却没有反映这些观点。《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605年炀帝从洛阳巡行至扬州的情景：又造龙舟凤䑽，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勝，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以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该书在文后列了向全国征用物品的清单，接着便是一段非常夸张的叙述：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涌。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
对上述文字和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及近代史学家看到的运河系统的具体优越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又做何解释呢？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无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
（摘编自[英]崔瑞德《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完成》，杨品泉译）
名称 | 时代 | 区域 | 简介 |
邗沟 | 春秋 | 淮阴至扬州 | 沟通长江和淮河 |
灵渠 | 秦朝 | 广西桂林 | 连接湘江和漓江；岭南百姓家破人亡 |
漕渠 | 汉朝 | 长安至潼关 | 漕运，通粮道 |
隋朝大运河 | 隋朝 | 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南至余杭 | 贯通南北，沟通五大水系，“运漕商旅，往来不绝”“亡隋波浪九天来” |
京杭大运河 | 元朝 | 北京至杭州 | 两湖、闽、广等地灌溉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促进新经济区的形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