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在读者心目中之所以获有那么普遍的荣誉，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语言方面的成就，则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唐诗语言是高度诗化的，又是日常生活的，这种语言更深的基础，则是唐人的现实生活。唐代从分裂中获得统一，又摆脱了六朝门阀势力的残余，使得唐帝国走上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一种生活的信念、高瞻远瞩的气概、青春的旋律、少年人的精神，朝气蓬勃地展现在眼前。所谓“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种丰富而健康的生活气息，反映着时代的生活本身就近于诗。
语言的诗化，正如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语法，一是它的词汇。以前者为基础的如五七言形式的成熟、虚字的可以省略、新鲜的表现手法等，使得语句更精炼、更自然、更解放；而后者则是它的丰富的词汇。这些词汇是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基于生活而形成的。一个诗人写一首诗，很少同时都由他自己来创造诗的形式、诗的语法、诗的词汇等，而是基于前人以及他自己在这方面所累积的无数成果而创作的。
所谓诗的词汇，并非在生活的词汇之外另外有什么词汇。诗歌中的形象最好是直接从事物本身得来。《诗品》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些话至少说明了最平常的真理。而诗坛的普遍繁荣，正是要建立在这最平常的真理之上的，可是一般生活语言中的词汇怎样能成为富于诗意的词汇呢？这仍然是与实际生活分不开的。
中国封建社会从汉帝国发展到唐帝国，生活内容五百年来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只是更成熟地走向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峰而已。在这样长年累月的生活中，累积了生活经验，也累积了生活感受，仿佛一个住了几十年而没有剧烈变化的家乡，其中一木一石，都能唤起生活中的丰富的感受和联想。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个“月”、这个“关”、这个“山”，从秦汉一直到唐代，其中累积了多少人的生活史，它们所能唤起的生活感受的深度与广度，有多么普遍的意义！正是这样，这首诗才能如此形象地典型地被歌唱出来。且不说一首完整的诗，就仅仅“关”“山”“月”三个字连在一起，也会产生相当形象的联想。这难道不是唐人普遍的感受吗？
至如“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这个“柳”又是何等地为生活所熟悉。然而诗化的过程也不单纯是生活的熟悉，正如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一样，一个民族心理和特征的形成，虽决定于它的生活，也渊源于它的文化传统。从《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到《古诗十九首》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柳”的形象开始是偶然地而非很普遍地在诗中出现。然而“柳”已经与“春天”、与“游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逐步深入人的情感世界。《三辅黄图》说：“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陶渊明则自称为五柳先生，王恭则被人称道为“濯濯如春月柳”。而“柳”在诗中大量的出现，则仍要到北朝《折杨柳》歌辞出现之后。接着隋、唐进入了统一，随着春风得意的时代，随着游子以至边塞的生活，“柳”就成了生活中最富于诗情画意的联想，它是生活也是诗的语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生活谚语。如果说这也可以算是广义的民族形式，我们所能学习的就更多了。
“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寒雨连江夜入吴”“鸬鹚山头微雨晴”，一直到“清明时节雨纷纷”“江雨霏霏江草齐”，这个“雨”也不过就是普通的雨，然而到了诗歌语言中它又逐渐成为多么富于联想的一个词，而它的丰富性、普遍性，也是直到唐代才更为突出的。所谓：“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关”“山”“月”，这里的“雨”“柳”“酒”“关”这些词语的出现，也就无怪乎它之成为最富于感染力的赠别诗了。而“客舍”的旅人之情，“青青”的欣欣生意，与那最后二句的巧妙构思，交织成阳关三叠的歌唱。而从此“渭城”也就被赋予了鲜明的诗意，所谓：“僧寻野渡归吴岳，雁带斜阳入渭城。”
这样诗与生活的反复交织充实着、丰富着诗的词汇，唐代诗人们以豪迈的生活信念、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吸取着、创造着这些词语，这就使诗歌的语言步入更为鲜活广阔的天地。
（摘编自林庚《唐诗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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