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李瑞，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邹赞，新疆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瑞：众所周知，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是从西方舶来的一个概念，但因其注重“在场体验”、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备受文坛瞩目。您认为非虚构写作的特征是什么？
邹赞：非虚构写作是针对虚构写作而言的称谓，其主要特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创作内容的真实性，文本呈现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依据，很多非虚构写作的素材直接来源于社会热点新闻。二是运用文学表达手法，这是区分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消息、事件说明的重要标准，既然是“写作”，那就必然涉及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需要对内容真实的题材进行文学化加工，为之注入审美元素。例如，对“9·11”事件的消息报道可能只是一则新闻，但如果从文学创作角度对“9·11”事件进行深描，那就接近非虚构写作了。三是凸显创作主体的“在场”。非虚构写作格外强调叙述者的亲历体验，这种体验不仅是民族志意义上的参与，叙述者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还注重表现叙述者的情感融入，即要对文本中的人物及事件表达鲜明的情感倾向。近几年兴起的“返乡书写”或可作为例证，如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以“农村儿媳”的自叙视角，记录生活在“丰三村”“风形村”“隘口村”婆家和娘家几代人的命运故事，在微观叙事中融入对乡土社会变迁的反思，引发全国范围关于乡村问题及其未来图景的大讨论。四是边缘关注与人文情怀。非虚构写作强调对社会边缘群落的关切，让那些在主流叙述中处于无言无声状态的群体得以显影，比如丁燕的“工厂三部曲”，就是对工厂男孩、工厂女孩及其爱情故事的在场书写，让读者走近这些在宏大叙事中难觅踪迹的特定群体，展示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多样化与情感命运的跌宕起伏。
李瑞：相比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相当晚近，它是在西方非虚构写作理论的影响下兴起的么？
邹赞：我认为首先要区分“非虚构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前者是文类/文体学意义上的命名，与虚构文学相对应，这种命名相当宽泛，其内部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具体类型，在当下语境中还涉及一些难以用传统文类界定的文本，或可称之为“跨文类写作”；后者凸显一种书写行为，侧重写作的过程与实践。
李瑞：最近几年，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给传统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带来巨大冲击，引发学界广泛讨论。ChatGPT横空出世，其强大的文本生成功能对既有写作模式乃至学术伦理造成了严峻挑战，您认为它会取代作家创作吗？它会给非虚构写作带来严峻挑战吗？
邹赞：诚然，ChatGPT相对传统的信息处理技术而言更加先进，但从根本上说依旧无法代替人类创作。ChatGPT写作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料库的丰富程度与程序指令的精确程度。但人是情感的动物，作家创作不仅是对语料的加工组合，更是一种情感交流与传递。我坚信，就算是再先进的AI技术，在情感表达上也始终无法与作家创作相提并论。
应当说，ChatGPT对传统意义上的虚构写作造成的冲击会更加严峻。但非虚构写作强调创作者的主体身份与“在场”意识，往往依赖大量的采访、观察和调研，其文本构成常常根据需要加入一些“副文本”，如创作者与受访人之间的对话、现场照片、通过查询权威档案获取的注释文献等等。相比之下，这些元素较难通过人工智能发布程序指令来达到预期效果。
李瑞：从前面的讨论可知，非虚构写作重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交流互动，那么它承载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什么？
卸赞：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中国文学一向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作不应是躲在象牙塔内部的能指游戏，它需要以审美和艺术的方式传播积极正面的伦理道德，发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非虚构写作应当提供反映社会现实变迁的微观镜像。在西方，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就强调文艺的摹仿功用，更不必例举后来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诗经·国风》所奠定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风格绵延至今。文艺必须观照现实、触摸现实、反映现实，成为展现时代风貌、管窥文化风潮的晴雨表。同时，非虚构写作常常被赋予某种反思与批判意味。这里所说的“批判”，是文化理论意义上的指称，具体而论，是指创作者充分发挥其知识分子角色，以“向下”和“倾听”的姿态，针对特定群体或者特定社会生活展开辩证分析。最后，非虚构写作的终极价值，应当有助于激发人文学的想象力。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是指我们要与时俱进更新思考问题的视角与方法，将个体的经验与困境放置到社会结构中加以整体观照，认识到个体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非虚构写作，某种意义上就是融入表演民族志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验，通过典型个案研究及数据分析，思索并探寻特殊群体走出困境的可能。
（摘编自《李瑞、邹赞：“非虚构写作”与人文学的想象力》）
材料二：
村庄（梁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也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而城市里却拥挤着无数的农民。每年春运高峰期，火车站里肯定有梁庄打工者的身影，而那无数拼挤的身影也分别指向中国的无数个村庄。当成千上万的农民几天几宿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等待，在风雪里吹着，在广场里蜷缩着，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幸福、渴望？焦灼、愤怒？对于那些打工者而言，一年之中仅有的几天相聚、几天轻松也是如此地艰难，对于遥远的村庄而言，那也是一年中仅有的热闹、充实、满足的时刻。
（节选自梁鸿《中国在梁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