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孩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②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①“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
②在《中庸》中,儒家德行“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那么“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了,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行。
③孔子践履“孝”这种德行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行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行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④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的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⑤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对“孝”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早期作品《游叙弗伦》中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于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行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⑥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但是每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研究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著,金小燕、韩燕丽译《“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①“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须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②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③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