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于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遍布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更活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乡土、我们的语言、我们的风习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我们要深刻把握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深刻体会古老文化的生命力，让我们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与古代世界和当今世界的重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比如，中华文明彰显积极性，体现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个人要以天为榜样，对人生抱有积极的态度。中华文明还彰显实践性，体现为注重经世致用。孔子在古代被视为“圣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子努力以自己的品格和言行改变社会风气，希望“天下归仁”。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不同文化崇尚的东西存在差异，有的尚文、有的尚武、有的尚德、有的尚一、有的尚化。不同的崇尚决定了不同文化的发展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自己崇尚的东西。如《周易》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庄子的“与时俱化”等名言，就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化”的推崇。尚化让中华民族能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积极包容和学习不同的事物，并且不惧变化、勇于变革，从而让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一是君子的人文精神。君子多指受过良好教育、道德比较高尚的人，被认为是完美人格的典范。二是中庸的辩证精神。中庸的“中”指的是准确、不偏不倚，“庸”指的是平常、正常。三是“愚公移山”的精神。中国神话中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传说，历史中的赵氏孤儿、卧薪尝胆等故事，都体现了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艰苦奋斗、百死不悔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还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丰富。
今天，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我们要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贡献强大文化力量。
(摘编自王蒙《让我们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材料二：
中国是流动性社会，历史上多民族在跨区域流动中繁衍生息、友好互动，在多民族频繁接触和密切往来的互嵌居住格局下，传统文化得以转化创新。统合与分化更迭中，历代中央政权注重以儒家文化治国理政，“儒家学说自汉代被尊为国家意识形态以来，经过不断完善，到宋代又经历了新的改造，而且日益具有生活伦理规范的意义和社会教化的功能。”其倡导儒家宣扬的“天下一家”“仁政爱民”“忠孝为本”“血亲人伦”“崇德尚义”等伦理观念，适应“大一统”需要，在社会动荡和战乱纷争中，有效消弭民族冲突和地方割据。历代统治者以尊孔崇儒确证身份，祭祀孔子、修建孔庙、设儒学、行科举。在民族地区，主要通过迁入这一地区的汉族人传播、中央王朝委任官员推行思想教化、地方开办官学教育等方式，传播儒家思想，促进文化互渗。
多民族聚居区云南建水孔庙的兴建，是儒家文化流入民族地区，实现文化融合与文化共享的典型。据《重修指林禅寺碑记》记载，云南“隔越中夏万有余里，而临安尤极要荒之外，密迩交广，南向望元江、车里、八百诸夷”，因距离中原较远，管辖难度大，所以采取“罢宣慰司置府以理其民，立卫以总其兵，文武并用而威德兼施，并建儒医阴阳诸学，俾志学游艺者有所归就”的措施对当地进行教化和管辖。儒学以教育和教化方式，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内化于当地民众庙学、洞经、祭祀等日常生活和社会建设中，成为促进各民族共同生活的重要文化基础。
人群流动下儒家文化影响力在中原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民间戏曲———迪庆维西大词戏中亦有体现。大词戏以儒家“忠孝节义”价值理念为底色，在传播过程中借鉴纳西族和汉族的山歌小调，以及藏族、傈族和纳西族等舞蹈动作，展现出地方多民族文化的互融共通特质，有《精忠岳传》《日连寻母》《岳母刺字》《平天下》等剧目。在青海士族文化中，受明代军屯和移民影响，以庆祝丰收为目的的纳顿节也有儒家忠义思想的身影。如纳顿节俗三国军傩戏《五将》《三将》《关王》，在关羽、刘备、张飞、曹操和吕布的战斗叙事中，歌颂关羽的英勇和忠义，展现儒家文化与士族文化的和谐共融。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和生存条件相契合。儒学的运用和传播体现了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与交融，在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融合过程中，形成多民族对民众享有相同文化的认同，自觉将其作为形塑个人和社会的精神理念，并转化为共同生活的具体实践，进而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对巩固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林继富、闫静《基因赓续与价值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