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这30年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最初是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此后有许多评论把“北京共识”称为“中国模式”，进而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专著，他们的解释并不相同，评论也相差甚大，许多相当客观，但也有“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甚至提出要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
有西方的评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时英国是海上霸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军事和经济霸主；而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这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
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的事情。
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了中国坚持的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我们认为，不只中国，任何发展中国家正确的发展政策也都必须由它们的国情出发。也即，“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说到普适性时，我认为是限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宏观意义上的普适性。如“博爱”、“自由”、“和平”、“民主”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如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这些概念下的价值观和具体表现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也无优劣之分。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认定，当今的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是最后的制度，几近完美，所以历史已经终结。他不单没有给西方创造新模式留下余地，更没有给其他国家已经存在的和以后可能产生的新社会模式留下任何余地。他不顾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其他属性，而以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形式为唯一，违背了多元化世界的现实。
“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是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国模式”存在于中国，并会继续发展和完整，这应当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国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必须克服的困难，其中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过多依靠出口的经济结构；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问题仍然较多，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加强法制建设和政策调整，继续认真加以解决。
中国对于超级大国的位置既不羡慕也不憧憬，她许多年以来专注于国内建设和解决自己的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际也对中国对国际的贡献有所期望。中国也愿意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
（节选自2010年1月7日《参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