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秘密会党发轫于十七世纪。清朝人口由康熙后期的一亿多，猛增到1793年三亿一千余万，耕地和生产并不能相应增长，加上地主阶级的盘剥，大量劳动人口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园地上被抛出来，日益崇尚会党“患难与共”，成为其最可靠的来源。会党势力固然遍及穷乡僻壤，但其组织枢纽和最活跃的部分，多在城镇。一些会党在其开始只是明末遗臣中的志士在民间秘密传播。秘密会党的活动十分复杂，既有抢劫勒赎、走私贩毒等，又有互济互助、武装反清等。
——摘编自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
材料二：19世纪晚期，两江总督刘坤一（曾国藩的主要支持者）指出，“（会党成员）以后安分守法，无论为首为从，一律予以自新”，否则“一经访拿得实，定行从严治罪”，同时“力行保甲”，还要求清政府治理黄河，改善农业发展条件，但被清政府以实施困难为由拒绝。他认为：“屡次破获斋匪各教，其始莫不起于烧香祈福，迨徒党既众，遂造逆谋。”对于违反三纲五常的文娱活动一律取消。郑观应参与镇压会党起义，又说“（贤有司）亟宜设法扩充（善举）”，“好善之绅商任怨任劳经理其事”，“利已利人莫善于此（保险之法）”。
——摘编自郑观应《盛世危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