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农村原本是一个自治的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出于伦理”,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小农们对封建家族有较强的约束力,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治乱、经济的繁荣,是影响统治者效用函数最重要的变量。
——李成贵《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
材料二:(洪武)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
——张廷玉等《明史·舆服志》
材料三:清朝时期,广东怡和行商(广州十三行行商之一)伍秉鉴拥有资本达2600万两白银,约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如今欧美各国也没有哪一位大资本家能够拥有如此比例的巨额财产。
——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材料四:在史籍中并不乏有关从商致富的记载,但几乎毫无例外,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商人总是倾向于把累积得来的财富或过剩的资本投资于购买土地,或供应下一代有闲沉浸于传统典籍,参与科举,以便进入官僚行列。即使有人终生以商贾为业,仍会要求其下一代尽可能转向科举。因此,我们可以说,引发人们营商致富的动机中,实已包含了否定或摧毁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
——史仲文;胡晓琳《中国全史·商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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