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境内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突出表现，是高扬“尊王攘夷”的大旗，并注入新内涵。这与北方民族政权的环伺紧逼，以致宋朝一再面临存亡继绝的现实威胁息息相关。而新儒学的形成与确立，则构成其民族主义新内涵的思想资源。宋儒强调“四夷不服，中国不尊”（欧阳修：《本论》），以期“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胡安国：《春秋传序》），确立民族自信，力图夷不乱华，进而用夏变夷，维护政治文化的大一统。推及与诸民族政权的外交关系上，宋朝在军事失利委曲求和时，宁可接受交纳巨额岁币的苛刻条件，而拒绝沿用中原汉族王朝曾采取的和亲政策。。
这一民族主义基调在各个文化领域都有不同凡响的回声，而南宋远比北宋高亢。《春秋》学因发挥“尊王攘夷”大义而再度跃居显学，士大夫论兵也成为风尚，不啻是民族主义主旋律在经学与军事学上的反映。诗词散文等主流文学，都有由爱国主义基色构成的绵延不绝的作品，“表白了他们这种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钱钟书：《宋诗选注序》）。这种民族主义也融入市民文艺的叙事性作品。在宋学鼓吹下，民族大义逐渐成为全民共识，“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已是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民族主义自觉并不限于宋朝汉族政权内部。在大宋史视野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与宋并峙的民族政权，一方面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另一方面却自觉坚持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金亡之际，金朝将帅履践“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金史》）的信念，拒绝失节降敌，也印证了少数民族政权对民族气节的接纳与认同。
今人在重新评价民族战争与统一大业的复杂关系时，自应秉持民族平等的价值观。对大宋史时段所有民族战争，一方面既要放在历史条件下评断每次战争各方的是非曲直，另一方面也应从中华民族通过长期冲突与融合方始形成的历史大趋势中去评判。元朝再次完成统一大业，无疑是大宋史时段各民族冲突与诸政权互动的历史性结局。在这一长时段中，确实时断时续地伴随着血与火的民族战争，但也应看到，相关政权达到地缘政治相对均势的和平时期，各民族与各政权之间通过榷场贸易、使团聘问与其他民间途径，推进着相互间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融合，而宋朝的物质文文明与精神文明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样，就不至于因肯定统一而对宋朝长期而顽强的抵抗不以以为然。正是有赖于这种抵抗战争，保卫了宋朝先进的社会经济，相对弱化了骑马民族政权的原始野蛮性，相应减轻了大统一进程中社会破坏力度。而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民族气节与忽必烈所成就的统一大业之间的历史悖论，也可以各有其值得肯定的历史地位
（摘编自虞云国《大宋史视野下的民族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