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田里的野草
【加拿大】诺尔曼·白求恩
五月里的一个早晨，保定郊外的一块农田里，一位锄草的老汉把弯了半天的衰老酸痛的腰伸伸直，拄着锄头凝望远方。
他的脸晒得黝黑，眼圈周围皱纹丛生，好几道深深的沟纹显现在腮帮上，越过他那干瘪的嘴角。他光着脊梁，下身穿一条打了补钉、褪了色的青布裤子。两只脚赤裸着，头上裹一块毛巾，白发从毛巾底下露出来，依然浓密厚实。
“唉，”老汉叹口气，“日子可真不好过呵。”他煎熬着，饱尝困苦。起先，他犯了咳嗽毛病，好像压根儿就不会好转似的。接着，他的独生子又参加游击队打仗去了，撇下田园无人耕种，只好由他出来干活。随后，日本鬼子穷凶极恶，夺走了他的一半收成，一个子儿也不给。
他一生所遇到的桩桩不称心的事，对他来说，都成了这种或那种野草。咳嗽毛病——是一种野草；他不得不又到地里去干活——是一种野草；儿子不在身边——是一种野草；日本鬼子——是一种野草，而且是一种个儿最大的野草。
老汉脑子里想的尽是野草，但也浮现出一片广阔葱翠的田野景象。这就是中国。依他看来，他的整个国家就是一片广裹无边的农田。他见到这块辽阔的田野孽生着犹如故人一般的杂草，正在肆无忌悼地窒息着嫩绿的玉米的生命。
太阳越升越高。老汉又埋头锄草。锄到一垄尽头时，他突然愣住了。田边有个奇怪的大窟窿，当中竖起一个顶端削掉的大黑萝卜似的玩艺儿。
他一时猜不出那是啥东西。后来，他想起来了。对，没错儿！是颗炮弹！那是日本鬼子用火车从北平运来的。
他和他的街坊常常谈起那些大炮，多可怕的武器啊，敌人有多少尊大炮啊，而咱们的队伍却一尊也没有，真叫人遗憾。
不过，话说回来，咱们也确实有那么一尊，只有一尊。那是上个月袭击敌人时掳获过来的。他记得有一次他的儿子偷偷回家来跟他提起过它。想起这些，老脑筋里慢慢琢磨出一个主意。
他小心翼翼地把炮弹抱起来，把它放进一边的驮筐里，另一边装些泥土保持平衡。接着，他用树叶盖住炮弹，把它藏得严严实实，就赶着毛驴走出庄稼地，踏上那条漫长而灰尘扑扑的道路去寻找他的儿子。
那一大块方格图案的绿油油的平原一直延伸到遥远昏暗的地平线。沿路草丛里长着风信子和粉红的竹桃花。交叉的水渠里，棕色的水几乎没有流动。白杨和垂柳矗立着，闪闪发光，伞状的青枝绿叶纹丝不动，高耸直入宁静的碧空。
他催赶毛驴一里又一里地朝前走。晌午了，天可真叫热。大汗淋漓，在腮帮上往下流成了一条条小溪流。他焦躁地用毛巾擦了又擦，又急匆匆地向前赶去。
傍晚时，他终于找到了游击队。游击队员们欢呼着迎接他。他从人群中一眼就瞥见了儿子。他对儿子说：“小子，我给你捎来一样东西。”他弯腰把炮弹捧在手里，和蔼地说，“我是在地里找到的。我把它给你们捎回来了，你们可以再用它一次。”
人群一阵沉默，接着阵阵笑声从他们嘻开的嘴巴里爆发出来。街头响彻他们爽朗的欢笑声。
老汉不吭声，困惑地瞧着他们，脸上闪现一丝摸不清头脑的神情，正如乌云划过天空一般。他瞧瞧这边，又瞧瞧那边。真是莫名其妙。
他忧郁不快地瞧瞧那些战士，瞧瞧自己的儿子。但是他们谁也说不出话来，个个笑得前俯后仰。他们相互捶捶后背，或者乐不可支，瘫在对方的怀里。老汉拣起缰绳，开始把毛驴牵出那个团团围住他的哄笑的人群。
儿子感到气氛不大对头，首先止住笑。他用手揪住老汉的袖子。转身对大家说道：“同志们，我们都应该感激我爹。他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对，对，”大伙儿喊道，终于领悟到老汉的误解，全都明白应该不让他伤心。“对，，您是个好的战士。我们都很感激您。”
老汉又高兴起来。这一天，他根除了一棵硕大的野草。他为了把中国的大地扫得干干净净而尽了点力。
（选自《世界文学》1979年第5期梅绍武译，有删改）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他在中国的一年半时间里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呕心沥血。同时，他还是一位充满温情的革命者。1939年，他在我国晋察冀边区忘我工作的间隙写下《沃田里的野草》这篇小说。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