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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从很早的时期起，血缘亲族关系纽带在希腊社会中就被打破了。公元前六世纪，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打破和改造雅典社会结构中残存的血缘亲族组织。
希腊城邦不是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商业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航海贸易往来的频繁和扩大，大量外邦人迁入定居，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腐蚀和瓦解了古希腊社会中的血缘亲族组织。
——《古代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
材料二：从秦朝建立到五代十国，宗族在封建国家的建立中不断被分解、变异。秦朝仍实选行“家天下”的政治统治，血缘亲疏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西汉文景期间，地方宗族开始利用宗族关系建立自治共同体，并逐渐发展为影响中央集权的强大集团。汉武帝时，“徙强宗大族，不得族居”。东汉时，宗族以士族门阀形式持续到了魏晋。隋唐宗法受到毁灭性打击，但因其顽强生命力，并未完全排除于国家政治生活。由宋到清，宗法逐渐内化为主体政治结构的潜在因素，一改以往的贵族存在模式，将自身形态深入到民间基层，形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群体，既维护了宗族的长治久安，也稳定了国家政治体制。
——摘编自王露《中国古代宗族与臣民意识研究》
材料一：雅典国家权力的运行中存在着民主权力的制约，梭伦开始赋予国民大会以立法权，陪审法庭以司法权，五百人会议以行政权使之互相制约。……雅典国家机构权力虽有分工，但权力的划分比较策统而且权力互相交错。立法司法行政不是平行关系，而是行政、司法在立法机关监督下的分权。行政、司法都要对立法机关负责，它又不是一元政治，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即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也要受到一定的权力制约。
一一摘编蒋云芳、胡长林《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征及对西方民主的影响》
材料二：在美国，立法权由国会掌握，参议院代表美国各州，所以参议院由各州选出，每州两名，共100名；众议院代表美国人民，所以众议院议员在全国由相同人口划分出的选区选举选出，共435名；国会拥有立法权、修改宪法权、对外宣战权、监督财政权等四大国家权力。行政权由总统掌握。美国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陆海 空三军总司令他对选民直接负责，国会对他的政治行为不得干涉。总统以向国会提出“国情咨文”的方式行使立法倡议权。
一一摘编白许鑫《分权制衡思想演变及对沔方政治制度构建的影响》
材料一：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1835—1901）的《劝学篇》发行百万余册，并一度被作为中小学教科书。他将卢梭“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话在《劝学篇》的开篇以“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方式表达出来，运用天赋人权的理论，从自由、平等的角度对儒家的名分论和忠孝道德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认为这样的道德“归根到底是让他人之魂占据我身”。
材料二：左右了清末教育现代化取向的张之洞（1837—1909）著《劝学篇》时，中国正处于甲午战败后。他的劝学如其本人所说：既要正人心，又要开风气。他从本末的角度，认为儒家的圣道即伦纪、心术，是不变的本学，是优于西方的。以此看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民权说则“不可行也”，是“无一益而有百害”的。他认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桂勤《从〈劝学篇〉比较福泽谕吉与张之洞的人才观》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领袖胡适（1891-1962）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之中，针对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的争论，分析并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而他认为“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为过去，没人主张了。但所谓折衷，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摘编自方克立、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