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很高兴发现一群和我一样喜欢自然的孩子，但聊着聊着就发现他们中有一半人最喜欢的是在自然里骑车。有个男孩说：“我和爸爸在沙漠里骑车，基本上都不走大路。我爸爸和越野车们赛车。他说就算走大路去沙漠也很好玩，因为还是可以看到动物，而且和汽车比赛很有趣。”还有个男孩说：“我们每年8月都去犹他州，我妈妈的朋友有3辆全地形车。我们骑着好玩，但最主要是晚上看鹿啊臭鼬啊之类的动物。你要是把鱼的内脏丢在外面，晚上出去就能看到5头黑熊。太好玩了！”第三个男孩说：“我们每周末都去沙漠，他们那儿有比赛。有个小山没人去，因为上面都是石头，所以我们把它改造了一下，上山后可以跳下去，我们在那儿看到蛇洞和蛇了。热的时候我们就出去找蜥蜴。”还有一个女孩天真地补充说：“我爸爸有辆四轮驱动的卡车，我们去沙漠，不去自然之类的地方。”（摘编自理查德·洛夫著，郝冰等译《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
材料二：
【注】其他，指机构一类的特殊群体，如政府机构等。自然教育，指以有吸引力的方式，让人们在自然中体验、学习关于自然的知识，建立与自然的联结，树立生态的世界观。
材料三：
去爱非人类的生物，其实并不太困难，只要多了解它们就不难办到。这种能力，甚至是这种倾向，可能都是人类的本能之一。这种现象被称为“亲生命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特别关注生命以及类似的生命形式的倾向，有时甚至会想与它们进行情感交流。人类能够很敏锐地分辨出生命与无生命。我们认为其他生物是新奇、多样的。未知的生物，不论生活在深海、原始林，还是遥远的深山中，都会令我们觉得兴奋。其他星球上可能有生物的想法，也总是吸引着我们。恐龙更是人们心目中生物多样性消失的象征。在美国，参观动物园的人数要超过职业运动比赛的观众数。而在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是昆虫馆，因为这儿展示的物种最新奇，样式也最多。（摘编自爱德华·威尔逊著，杨玉龄译《生命的未来》）
材料四：
与亲生命性相对的是生物恐惧症。和亲生命性一样，这些生物恐惧症也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恐惧的强度会因个人的遗传与经历差异而有所不同。最轻微的症状只是稍微厌恶，或感觉不安。但严重的案例，可能就是标准的临床恐惧症，激发交感神经系统，造成恐慌、恶心以及冒冷汗。这种根植于天性里的生物恐惧感，随时准备为危险源所激发，而危险源就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在自然界中所遭遇到的危险，包括高度、密闭空间、湍急的水流、蛇、狼、老鼠、蝙蝠、蜘蛛以及鲜血，却不包括刀子、磨损的电线、汽车以及枪支，虽然它们比起古代的危险源，更具杀伤力，但在进化历史上还是太过近代，不足以形成可遗传的天性。（来源同材料三）
材料一：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调研、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2015年，图书出版业取得了诸多重要突破，政府部门出台的多项政策、举措更加有力；图书出版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潜力持续显现。曾一度遭到电子商务冲击的实体书店，近一年来，伴随全民阅读的推广开始逆袭。全国各地新建或改造了一批大型书城，这些大型书城注重“体验”和“服务”、引入亲子阅读、创意生活、数字体验、咖啡餐饮等多元业态，逐步向文化购物中心转型，赋予了实体书店新的生命力。
2015年，“互联网+”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及其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是新时代下出版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2014年出台的《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出版社积极打造自身的数字出版平台，纷纷成立数字出版部门，专门负责数字出版相关工作。诸多新改变和新方法让出版与市场的距离更近，如众筹出版、微店卖书及微博、微信营销，改变后的赢利模式也让出版的效率变得更高。
（摘编自陈敏利《图书出版业品牌报告（2016）》）
材料二：
材料三：
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图书出版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图书出版可以实现内容的快速传播，并且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如电子图书的开发，网上书店的建立，这些新的形式扩大了图书出版的影响范围。图书出版业的信息获取方式也会发生改变，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对信息的筛选、分类和加工处理会成为图书出版业新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出版的目的是要获得利润。但是在互联网条件下，许多图书资源可以免费获得，因为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出版业的营销模式，图书出版业需要从其他方面获得利润的增长，图书具有的版权是图书出版业实现利润的基础，在图书版权原有的营销模式中，版权价值仅局限子版权的转让。而在互联网条件下，版权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文字，版权可以扩大到视频、游戏等多个不同的领城，可以间接产生更多的利润。互联网还能够成为图书传播的平台，让图书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增值，比如在互联网传播中可以加载商业广告，产生巨大的效益。
（摘编自顾丽萍《试析“互联网+”时代的图书出版》
材料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适合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摘编自2017年4月1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对的首要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贷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大学生增强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 助力创业创新》，2017年3月20日）
材料三：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如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2017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2017年3月16日）
白鹿原上寻找陈忠实
“世间已无陈忠实，天地白鹿魂永存。”白鹿原不仅是陈忠实代表作《白鹿原》的名字，也是确有其实的地名。1942年，陈忠实就出生在这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文化寻根”的热潮。关中处于陕西的中心，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近代的兴衰起落，触发了陈忠实的思索与探究。他在西安周边的几个县查阅县志、文史资料，与乡人聊天，查访民间奇闻野史。
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垫头物。陈忠实最担心的就是他写不出一部作品来当“枕头”。那些年，陈忠实一直待在白鹿原上的老家。妻子在西安照顾一家老小，他一人在村里，吃饭只能靠从城里背馍。西安陈忠实文学馆的工作人员权伦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陈忠实这一生，年少时是为读书，把馍馍从乡下往城里背；中年时，为写作，又把馍馍从城里往乡下背。”
1988年4月1日，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他的整个心理状态已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写作的那四年，陈忠实身在老家的白鹿原，心在笔下的白鹿原，穿行于清末、革命、抗日、内战的不同时期。故事写到1949年，书中的白鹿原解放了，陈忠实自己也解放了。
《白鹿原》快写完时，妻子来给他送蒸馍和擀好的面条，送妻子出小院时，他告诉妻子这些面和馍吃完，就写完了。妻子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不了咋办？”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
手稿交给出版社的同时，陈忠实也复印了一份送给陕西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10多天都没消息，陈忠实内心忐忑地进城。李星正买菜回来，见了陈忠实啥也不说，就说到屋里谈，陈忠实被吓着了，从一楼到五楼，一进书房，李星猛然回身，像吼秦腔般说道：“咋叫咱把事弄成了！”当时李星还有三个预言：你不用找评论家，评论家会来找你；十年之内，没有人能超过你；《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这三个预言一一应验。
在《陈忠实传》作者、白鹿书院副院长邢小利看来，《白鹿原》自问世以来能历经二十四年不衰，缘于故事里的“仁”“义”二字。千古文人侠客梦，“他所描写的这个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就有‘仁义村’之称。那些仁义古风，是陈忠实这类耕读之家走出来的人的理想，也是这方水土里千百年来最深厚积淀的美德。这才是《白鹿原》的灵魂。”邢小利说。
1996年，陈忠实在清明时写了一首故乡诗：“忆昔悄然归故园，无意出世图清闲。骊山北眺熄烽火，古原南倚灼血幡。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从来浮尘难化铁，十年无言还无言。”当时的他，已经功成名就，住在省城，但很快厌倦了城市里的喧嚣和龌龊，复归田园，乐于为乡党写对联、当执事先生。他来自乡野，魂也在乡野。
白鹿书院是陈忠实晚年的一个心愿。2002年，他和几位学者讨论问题时，有人提议可以在白鹿原上创建一个书院。2005年，白鹿书院成立，创办当天陈忠实说：“白鹿最终回到了白鹿原上。”
八百里秦川上，有一种代代相传的老腔，既不是传统秦腔戏，也不同于现代摇滚，古朴悲壮，粗犷豪放，白鹿原上的陈忠实，就是那一笔老腔。
（摘自《环球人物》2016年第13期，有删节）
材料一
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职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考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为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来源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教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 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取材于芮喆等人的文章）
材料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是加快动能转换、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顺利跨越这个关口，就必须激发出创建这个第一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就必须“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好知识产权的技术供给和制度供给的双重作用，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不断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
（摘编自社论《播撒创新种子，守护创新中国——写在2018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启动之际》，《中国知识产权报》2018年4月20日）
材料二：
（摘编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2017年中国专科调查报告》）
材料三：
继山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相继取得突破后，近日，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科研团队的“电化学脱嵌法从盐湖卤水提锂”技术专利，成功转让给一家科技公司，许可使用费超过1亿元。双方将共同组建平台公司，由平台公司具体负责专利的产业化。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科研创断工作偏重基础理论研究，拥有深厚研发创新能力的科研人才未能将智力资源转化成市场价值。根据市场发展趁势探寻科技创新方向，不断更断升级科技创新思路，正是提升专利质量、实现专利市场价值的核心之义。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打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藩篱，鼓励高校对持有的科研成果采取转让、许可等方式进行转移转化，对高校以实践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王康等《创新为市场，转化显效益》，《中国知识产权报》2017年9月29日）
材料四：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过程中，高校普遍遇到了一些障碍。首先，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脱钩的矛盾长期存在，大学科研工作与企业技术创新在目标、路径、组织方式，评价标准及环境要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高校的成果很难直接转化成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其次，成果转化的机制不畅。高校传统体系是为了适应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而设计制订的，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等社会服务方面的需求，现有体系在机构设置、管理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匹配性不足。
（摘编自胡罡等《地方研究院：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新探索》）
房玄龄，生而为宰相
水鹿
初唐的天空，星光灿烂。
在后人看来，这些光芒属于魏征、王珪、尉迟敬德、李世勣……一个个激情张扬的人。他们思考、磋商、争辩，挺直了脊梁建功立业，做人成事。
然而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是：这么多个性鲜明的人，最容易骄傲不服气，碰撞成灾难性的内斗和党争。
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激情的人，来做稳压器。
这个人，就是房玄龄。他总是笑眯眯地洞明世事，又总是不吭声地隐忍委屈。皇亲李神通攻击过他，
重臣萧瑀攻击过他，“第一宠将”尉迟敬德也攻击过他，眼看都要变成朝里的“出气筒”了，可他还是和没事人一样。他简直天生是给李世民做宰相的。
有一次房玄龄得了重病，一个口齿轻佻的小官吏开玩笑道：“宰相小病去探访有好处，如果病得快要死了，去探访也就没什么用了。”有人将这话挑唆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对此的反应是——见到那个随众来探访自己的小官吏时，笑着调侃一句：“你都肯来看我，那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啊……”
房玄龄还是出名的“怕皇帝”者。急躁任性的李世民，也和大臣们一样，经常拿房玄龄当“出气筒”，越用越顺手。房玄龄照例不争辩、不顶撞，逆来顺受，道歉了事。有人因此讥讽老房“没骨气”，尤其是他身边还有傲骨铮铮的魏征作对比。其实房玄龄心里很明白，李世民是个多么骄傲的人，成天被魏征骂来骂去又不能还嘴，难免心理不平衡。那我老房做做自我牺牲吧，皇帝把气撒在我身上，总比他攒多了委屈以致决策失常要好。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心照不宣的表演：皇帝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痛骂宰相，剥官落爵叫他回家待罪。房玄龄也就乖乖回家，平静地告诉家人“把房子打扫打扫，待会儿皇帝要过来接我回去”。而李世民果真就来接了，两人携手上车回宫，谁都不多说什么，好像发脾气那一幕从来就没发生过。
那些君臣的脾气，终于在性情温和、通达睿智的房玄龄手里，揉捏成方向一致、和衷共济的“合力”了。
但“老好人”房玄龄的本事绝不止于此，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李世民和魏征等人通过争辩讨论定下了大政方针，房玄龄就和他选拔的一批实用性人才一起埋头苦干，去实现贞观的宏图大卷。
贞观时代，朝廷全部官员只有643人，房玄龄做了22年的宰相——除了贞观的最后一年他已过世之外——他总是日复一日处理着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让一个高度精简的行政机构，发挥出强大的作用，支撑起贞观之治的日常大局。以致于李世民有时会抱怨他太过细致，警告说，身为宰相应该只管大事，把那些小事丢给下属就好。可房玄龄还是继续“我行我素”地“琐碎”着。
当时尚书省下辖的各部里，工作最繁琐、最被士人看不起的，是管理财政预算和账目的“度支司”，一度无人肯任其职。房玄龄竟以宰相之尊自任“度支郎中”，亲自把守着大唐国库。
这22年的殚精竭虑，比起早年辅佐李世民征战天下、决战玄武门，更值得记录在房玄龄一生功业的榜首。诚如后世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作为宰相，他开国有功，却从不突出自己；王珪、魏征以谏诤闻名，他就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机会；李靖、李世勣善于带兵，他就在后方做好后勤支持；每一个官员，他都能让他们在贞观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华；他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政绩工程”，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少不了他。李世民也一样知道。
人生终是难免一死。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走到古来稀的71岁。在那个时代里，他已经是活得很长的老人了。高龄带来的疾病难以克服，房玄龄的身体越来越差。而此时，比房玄龄年轻许多的皇帝也已重病缠身，那太过绚烂的一生迅速地消耗掉了李世民的寿命。重病中的李世民，让人把房玄龄抬到殿中，在御座之侧放下，君臣对坐流泪，竟是相视无言。回首他们在渭北秋风之中的初遇，时光已经流逝了32年。
一段浩浩汤汤的贞观时代，回荡着各种各样的旋律。人们立德，立言，立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把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铭刻在这个时代上。“贞观”因此而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但贞观的第一宰相房玄龄，却在洪亮之声中沉默着，埋头忙于记录、整理、实施——他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贞观”。
（节选自《读者》）
陆孝彭
1958年初秋，中央军委决定，我国要自己研究制造一种新型的喷气式强击机，强击机既有超音速的飞行速度，又有高效能的空战、陆战、海战的战斗力，这对于年轻的中国空军来讲，无疑是至关紧要的。为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亲自到沈阳参加了相关会议，最后确定把这个任务交给陆孝彭。
带着共和国的期望，陆孝彭从沈阳来到了南昌，担任了“强-5”飞机的总设计师。
陆孝彭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后来赴美国留学，曾在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作，参与过舰载喷气机的设计。之后，他又在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公司担任过一种亚音速战斗机的总体设计。1949年，陆孝彭得知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巧妙地躲过特务的尾随，辗转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国以后，陆孝彭将自己的才智都贡献给了年轻的中国航空事业。1952年，他曾在沈阳112厂第一飞机设计室担任“歼教-1”飞机的主管设计师，在同行们的通力协作下，成功制造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
要设计强击机，一无图纸，二缺资料，陆孝彭虽感困难重重，但多年来的科研实践使他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抗难力”。陆孝彭夜以继日地翻阅着世界各国的航空资料，他认为，随着现代化防空体系的完备，强击机应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能够从敌方的雷达盲区钻过，迅速地接近攻击目标．出其不意地对目标进行袭击，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强击机！
为了完善他的设计雏型，陆孝彭把设计室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他们从解剖“米格-19”喷气式飞机入手，了解和熟悉喷气式飞机的结构、性能。
在这设计过程中，谁也无法说出陆孝彭究竟有多少个彻夜未眠。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纸，他都要亲自过目，亲自核算。几万张图纸，几万个数据都浸透了陆孝彭的汗水。有时为了核算一个数据，他经常通宵达旦，助手们见他太辛苦，主动提出分担他的工作。但他深情地回答：“我自己不校阅一下，总是放心不下呀！”
4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陆孝彭熬红了双眼，熬瘦了身体，但他身边的图纸却像一座座小山一样日益增高，15000多幅飞机设计图终于完成了，那锥形的机头，加大的后掠机翼，流线形的蜂腰机身，美观的机尾翼，活像一只腾空的银燕，跃然在纸上。
和许多事物一样，“强-5”的设计既有一般喷气式战斗机的性能，又有自己的特色。在设计过程中，陆孝彭注意吸收各国战斗机的优点，又勇于大胆创新。为了提高“强-5”的飞行速度，他大胆地采用了跨音速面积律理论。
1961年8月，随着国内局势动荡、经济条件恶化，为确保“两弹一星”等重点计划顺利进行，“强-5”飞机的试制工作被责令停止。100多人的车间，仅剩下14人搞“强-5”机研制。可陆孝彭仍痴心不改：“‘强-5’飞机我搞定了，14个人也要把‘强-5’飞机拿下来。”陆孝彭坚持和工人、技术人员在一起，边设计、边劳动，加班划线，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
1962年秋，陆孝彭和他的同伴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试制出第一架“强-5”样机。喜讯传到北京，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空军司令部等立即发来了贺电贺信。
1966年6月10日，“强-5”的飞行实验开始了。随着叶剑英元帅的一声令下，机场上的“强-5”战斗机，像一只矫健的银燕，在强大气流的推动下，昂首挺胸冲向蓝天。
陆孝彭在从事飞机设计研制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编写的《飞机总体设计（讲义）》，为南昌洪都工学院培养总体、气动设计技术人员提供了教材。1983年，在庐山召开的全国跨音速学术讨论会上，陆孝彭发表了《论激波和极限线的关系以及二元翼剖面表面激波生成的条件》一文，为应用查普雷金特殊解求解复杂的气动力问题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
相关链接：①1983年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空军基地举行飞机表演。在与世界第一流的美国“F-16”战斗机、法国的“幻影-5”战斗机等的比赛中，我国的“强-5”赢得了低空、超低空飞行和打地靶三个项目的第一名。（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百度百科）
②洪都航空集团公司在编印的《洪都报》纪念陆孝彭的专刊中，用通栏对联赞扬他：“科学报国百折不挠，无愧航空功臣巨擘；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堪为世人一代楷模。”（百度百科）
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
读书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材料一：
未来，中国智能移动设备将越来越普及化，移动阅读市场的活跃度将进一步提高，用户规模的增长将推动整体阅读市场的发展。预计2017年，中国移动阅读市场规模将达到160亿元，增长率有望达20.4%；2017年移动阅读市场活跃用户将达到7.2亿人，增长率为4.3%。
中国移动阅读市场活跃用户规模预测
（摘编自《2016年中国移动阅读行业现状及2017年市场发展预测》）
材料二：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连续8年上升，达68.2%；图书阅读率为58.8%。手机接触时长增长显著，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6分钟。
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新兴媒介的时长整体上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手机阅读接触时间最长。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为66.1%，连续三年超过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并逐渐拉开距离。2016年，有62.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微信阅读，较2015年的51.9%上升了10.5个百分点。
（摘编自《中国国民阅读调查：人均每天微信阅读26分钟 每年读书7.86本》，2017年4月18日新华社）
材料三：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纸质读物阅读仍是5成以上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这是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在手机阅读接触率连续8年增长的今天，身处触屏时代，我们该如何阅读？
手机阅读能否打开阅读新天地？
“逛街或吃饭时，我都会随时拿出手机刷刷朋友圈，看看新闻。坐地铁时间长的话，我就会看网络小说或电影。”在北京工作的范跃辉表示。
手机阅读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习惯。此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我国66.1%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较2015年增长了6.1个百分点。我国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时长连续8年增长。
“手机阅读极大扩展了阅读的方便程度，也极大扩展了国人阅读空间，这是对阅读的整体带动，是一个好的起步。但也要防止碎片化阅读的弊端。”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说。
专家认为，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手机让公众便于接触文字，已变成获取咨询和知识的入口，成为数字化阅读新的增长点。
创新如何让传统阅读回归？
为了给读者增加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北京图书大厦每逢节假日都会举办名人签售、专家讲座、主题展览等各类活动，在吸引更多读者的同时，扩大自身影响力。
在北京艺天桥咖啡厅，青年作家与读者谈阅读、谈创作、谈生活；在青岛BCMIX美食书店，人们在享受美食、品味咖啡的同时，领略阅读之美，度过一段慢下来的愉悦时光；在北京三里屯，老书虫、PageOne、言又几等各色书店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每逢周末还举办图书交流会、作家见面会等活动，让这里不仅是潮流地标，也成为文化“宝地”。
在徐升国看来，传统阅读的回归，在于传统书店不断创新，找到了在数字化背景下人们阅读的兴趣点，即体验式的阅读需求，这是网上书店、在线阅读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亚马逊、当当、阿里等电商也纷纷扩展线下渠道。此外，得益于全民阅读的大环境，促使更多人走进书店。
全民阅读如何厚植土壤？
“全民阅读关键在于培育民众对阅读的兴趣。”第五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孙慧阳认为，诸如邀请外国专家参与的交流活动、优秀图书作者见面会等具有优质内容价值的阅读活动更能提升公众对阅读的理解和兴趣。
（摘编自《触屏时代，我们该怎样阅读？——全民阅读新观察》）
当前的中国文学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指向，一是横向地借鉴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一是纵向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学。作为繁荣文学的手段，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或强调横向借鉴，或注重纵向继承，或兼而有之，都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借鉴和继承，文学就无法发展。如果把借鉴或继承视为目的、视为文学的发展方向，那就错了。因为它不仅无补于文学的发展，而会将文学引入歧途。
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横向借鉴上取得了一些成效，诸如：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技巧与手法，使我国文学传统表现手法有了很大的突破，为新内容的表现开拓了新的领域；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中，借鉴了某些有益的东西。但是，要看到，由于某些人误将手段当目的，因而在横向借鉴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诸如：一味强调文学创作上的“表现自我”，鄙薄文学的社会功用性，耻于谈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一味强调时代精神的“淡化”，鼓吹文学“面向自我，背对现实”，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用现代主义文学模式来度量社会主义的文学，认为文学的崇高感和英雄主义已不复存在。这种试图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取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趋向，决不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和方向。
新时期文学在纵向继承上，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具体表现为：“建立社会主义的乡土文学”主张的提出和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品的出现；通俗文学的兴起；文学“寻根”问题的提出及“寻根”文学作品的出现。总之，文学的纵向继承，使文学的视野扩大到了文学历史的深层结构里去，使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有了更充分的历史纵深感。但也应看到它带来的消极因素。诸如：在文学传统中流连忘返，不愿回到现实生活中来；醉心于已与时代不符的风俗民情的描绘，沉溺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致使作品格调不高，缺乏时代气息。
实践证明，靠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或靠继承中国传统文学来发展中国文学，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都不能代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本质和方向。只有横向与纵向两股文学潮流的汇合，才能代表中国文学今后的发展方向。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是横向与纵向两股文学潮流唯一正确的汇合点，未来的中国文学将在这个汇合点上健康地、持续地发展。
（摘自毛磊、石光荣、郝侠君《中西500年比较》）
日月楼·苦乐交织不改其志
黄薇
1954年，丰子恺搬了几次家，终于在陕西南路39弄93号安了家，直至终老。这幢西班牙式寓所很有特点，二楼有个室内小阳台，东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还有一扇天窗，坐在室内可观日月星辰的运转，丰子恺就选择这间作为书房。他因此给新居取名“日月楼”，顺口诵出一句“日月楼中日月长”，苦思上联而不得，最后是马一浮撰出妙对“星河界里星河转”，并写成对联赠予他，被丰子恺视若珍宝挂在屋中。
新中国后，丰子恺受聘于上海文史馆。由于诸多原因，他将工作重心放到了翻译上，当时俄语炙手可热，52岁的他便于1950年从头学起。丰子恺学外语追求速成，早在1931年发表的《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就写道：“语言文字，只不过是求学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许多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因用脑过度，他一度脑贫血晕倒，但疗养期间仍不放弃每日温习。在花了大半年读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他花了5个月时间将后者翻译出来，于1952年底出版。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个译本列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再版。从1961年开始，丰子恺又全身心投入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直到1965年定稿。他为此填了一首《浣溪沙》，“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谓老风流”。但“文革”来袭，这部书在他去世5年后才陆续出齐。
一个散淡自适的知识分子走进新时代，丰子恺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他写过一些发自内心讴歌新中国的颂歌，也应景写过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文章。丰子恺喜欢猫，1947年他的散文名篇《白象》就是为纪念离去的爱猫而作，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许多读者读后感叹可惜，纷纷送猫给作家。丰家子女来者不拒，只只收养。猫儿太多，吃不饱，在家中淘气，丰子恺还曾专门召集家人开会，最后决议是为猫咪们提高伙食待遇，每日买三千元猫鱼。住进日月楼后，家里又恢复了养猫的传统。1962年鸣放后，丰子恺一篇记录小猫趣事的散文《阿咪》却成了罪状。有人斥责文中的“猫伯伯”（石门方言）暗指“毛伯伯”，扣上许多无稽罪名。丰子恺当时虽没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还是在劫难逃。
他的一些漫画也被翻出来，成了向革命进攻的证据。比如他曾以苏曼殊的诗“满山红叶女郎樵”为画题，画中树上飘落下三片红叶，就解读为他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落地。丰子恺被打成“反共老手”、“反革命黑画家”，尔后名列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他一次次被拉去批斗，但回到家中，从不述说苦闷，只是要酒喝，家人也尽力满足他一天一斤黄酒的需求。
有一次造反派闯入画院，把热糨糊浇在老人背上，再贴上大字报；他跪得时间长了，站起来踉踉跄跄，又遭皮鞭抽打。但有人回忆，批斗会上的丰子恺总是“恬静肃穆，淡然入定”。他在“牛棚”里坐得笔直，没有外人时，并不设防，仍泰然和人谈文艺、谈佛学。他曾说：“老舍死了，死了就完了。”
1970年初，丰子恺下乡劳动改造，条件十分恶劣，患上了中毒性肺炎，后查出肺结核，但他竟感到高兴，因为终于可凭假单在家中休息了。他甚至希望自己病得久一点，躲过子女的视线，将药藏起来不吃，寄望这脆弱的安宁暂能延续下去。
丰子恺耐不住空虚无聊。1970年到1973年间的凌晨时分，70多岁的老人躲在日月楼的小房间里，偷偷写下《缘缘堂续笔》的33 篇作品，翻译了日本古典名著《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还铭记向先师许下的承诺，画完了《护生画集》的第六集，达百幅图。此前的三到五集都已如期出版，尤其是第五集，画家似有预感，整整提前了5年于1965年“文革”前夕加紧绘出，否则结果可想而知。当年这些画集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文革”期间，“日月楼”一楼被房管所造反派强占，丰老一家挤在二楼三楼，他的这些地下创作无疑冒着不小的风险。
1975年，丰子恺在女儿学生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回石门湾，写了许多字送人，写得最多的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他于当年9月15日因肺癌离世。刘海粟是他的老朋友，用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买来真花，扎了一个花圈送来，那时养花还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说：“子恺的艺术是有生命和气节的真花。”
丰子恺曾在怀念恩师的文章中写道：“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他认为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在每一层都绽放异彩；自己始终停留在第二层，“但亦常常勉力爬上扶梯，向三层楼上望望”。而他用艺术家的眼光观照世界，笔下万物有情，用文字或图景，永存了一个赤子之心的有情人间。
（参考资料：《子恺自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丰子恺评传》 《丰子恺的缘缘情愫》等）
相关链接：①如果要想在现代寻找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该是丰子恺了吧。他被人认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而他艺术家的直率，对万物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都使得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丰一吟《我和爸爸丰子恺》）
②早年曾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深受其佛学思想的影响……丰子恺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生了六个女儿，他是家里第一个儿子……祖母溺爱他，父母、姑姑疼爱他，姐姐们怜爱他，连家里染坊的伙计们也喜欢他。丰子恺自小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这种温情后来就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仁的画风。（俞平伯《评丰子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