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孟子·滕文公上》
材料二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故贫者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汉书·食货志》
材料三 自田制坏而兼并之法行，贫民下户极多，而中产之家(相当于自耕农)赈贷之所不及。一遇水旱，狼狈无策，只有流离饿殍耳。
——董煟《救荒活民书》
材料四 金宝庐舍，转瞬灰炽，惟有田者，岿然而独无恙。故上至绅富，下至委巷工贾。赢十百金，即莫不志在良田。
——陶煦《租核·推原》
材料一 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贾谊《论积贮疏》
材料二 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石，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之宝，不可胜计”。金明池既是皇家园林，也是水军演练场，还设有大船坞，造漕船、战船、运兵船等，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 900多艘。
《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有金银铺、彩帛铺、染店、珠子铺、香药铺、靴店等三十多“行”，但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三十多种。
材料三 中国的城市与商业一贯发达，但中国的商业与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受社会主流体制的节制与约束。商人与社会上其他成员同流，并不具备超主流体制的特殊身份。……而且，历朝历代都有非常强大的官办商业，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 中国的城市主要不是起商业功能，而是起政治功能，是中央政府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
——钱乘旦《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
材料一 孟子以前之政治家，大多亦无重农抑商之主张。有此主张并实行此政策者，始自商鞅。自此视农为“本富”，商为“末富”，所谓“崇本抑末”之思想，渐成为中国流行的经济思想。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材料二 随着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势力逐渐膨胀……严重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令“初算缗钱”，向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征收资产税，并处罚隐瞒资产或申报不实者。后又下令“告缗”，鼓励民众告发不如实申报的商人，结果“商贾中家以上大氏破”。
——摘编自邱树森、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宋)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宋代的“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靠商税”。
——马端临《文献通考》等
问题：
材料一 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论积贮疏》
材料二 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内地无足轻重之物，载之番境皆为珍品。是以沿海居民操作小巧技艺及女工针绣，皆于洋船行销，岁收入番岛银洋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
——《中国古代经济史纲》
材料三 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户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自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
——《论南洋事宜书》
问题：
材料一 《元明事类钞》中记载：“北土广树艺而睐于织，南土精织而寡于艺，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于北。”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江苏巡抚曾时聘因苏州民变上疏皇帝，写道：“吴民生齿最繁，家抒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材料二 明万历年间徽州人汪道昆的《太函集》中说：“吾乡左(轻视)儒右 (崇尚)贾，喜厚利而薄名高，纤啬之夫，抉一缗而起巨万……要之，良贾何负于闽儒！”
材料三 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四 广州十三行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