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甲骨文写作 , (人,指女人), (即倒写的“子”,表示出生的婴儿)。“育”字的小篆为“ ”,由甲骨文的会意字讹变为形声字。这说明( )
下图是1949~1957年中国经济主要数据平均增长率示意图(单位:%)。据此可以推知这一时期( )
材料一:随着罗马帝国的逐步解体及基督教的胜利,到公元500年,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知识在西欧变得极为稀少。11世纪后,基督徒的东征使阿拉伯文献随手可得。1125—1200年,西欧形成翻译的浪潮。意大利的热拉尔先后译出《天文学大成》及70部其它文献,特别是译出亚里士多德讨论科学方法的重要文献《分析后篇》。13世纪,与拜占庭关系密切的西西里成为希腊语译成拉丁语的中心,其中莫比克完成了亚里士多德及阿基米德几乎全部希腊文原稿的拉丁译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翻译家的辛勤劳动,没有亚里士多德包含关于整个宇宙详尽完备科学观点的物理、哲学著作,17世纪的科学革命就几乎不可能发生。
——摘编自[美]爱德华·格兰特《中世纪的物理科学思想》
材料二: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明末,罗马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先后来华,与中国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相往来,研究各种学问。先是明代循元“授时历”,错谬渐多。中外学者合译西方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完成历法改革之业。这个时期的各类译书不下百数十种,如《几何原本》、《坤舆万国全图》、《天主实义》等,为欧籍入华之始。要而言之,中、外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下,学界空气亦有变换,时人评之:“如历法、算法、火攻、水法之类,皆探两仪之奥,资兵农之用,为世永利。”
——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材料: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具有与欧洲启蒙运动迥异的特点。如果说欧洲启蒙运动是一场以个性自由为主的人文启蒙运动,那么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则是一场旨在国家富强的现代化启蒙运动,这是中西启蒙运动的最基本差异。……欧洲由启蒙而现代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文化和社会转型过程,在中国启蒙则是救亡的现代化运动的步骤。
——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
结合材料与所学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思想启蒙与现代化”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中国古代政府十分重视土地清丈工作,但因为丈量工作量大、土地丈量技术比较复杂不易掌握及地主大户的抵制,土地清丈工作往往难以进行。
南宋时,面对“州县之籍既因兵火焚失,往往令民自陈实数而籍之,良善畏法者尽实而供,狡猾者豪强者百不供一”的情况,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提出经界法,建议重建农田经界,受到宋高宗的赞赏,颁行天下。其具体作法是:“令官民户各据画图子,当以本户诸乡管田产数,且从实自行置造砧基簿,一面画田形坵段,详说亩步四至”。砧基簿制成后,需要“责结罪状申措置所,以俟差官按图核实”。田产买卖需“两家各齐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鉴”否则“并不理为交易”。经界法从绍兴十三年推行至绍兴十九年基本完成,仅婺州一地便造23万余册。南宋末年又发展为推排法,史载“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而民力竭矣。”
——摘编自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
材料一:玄奘(602年—664年),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早在玄奘之前就有很多人西行取经,这些事迹让玄奘心生向往。其中东晋僧人法显的成功及其所撰《佛国记》,更直接激发了玄奘求取佛教经典的决心。另外一个促使玄奘西行的重要原因是,玄奘在学佛过程中发现,当时佛教界对同一经典的诠释存在巨大差异,这种歧义不能相互统一、协调,对于佛教的发展是明显的隐患。唐武德九年(626年),玄奘在长安遇到来自中印度的僧人波罗颇密多罗,他是印度纳兰陀寺权威佛学家戒贤的弟子,能记诵大小乘经典十万颂。玄奘听他说戒贤深谙百家佛学经典,并且正在纳兰陀寺讲学,于是立下西行求法的决心。
材料二:玄奘回国后的大部分时间放在翻译工作上,他一生共译佛教经论75部1335卷,无论是翻译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他还创造性地发明了新译。以前的翻译方式叫旧译,旧译以真谛和鸠摩罗什为代表,旧译者多为外国人,这些人因不精通汉语,或者过于强调意译、直译,往往让中国人难以理解。玄奘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既精通梵文,又精通汉语,所译经典既不失原旨,又通顺流畅,便于中国人阅读。玄奘回国后还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就是《大唐西域记》,此书记录了西亚、南亚广大区域内的国家、地区的社会历史变迁及当时的状况,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因此,这不仅让国人开阔了视野,也对印度考古界提供了大量史料。现在几乎所有涉及古代印度问题的书都会引用这本书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