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的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
——朱建明《列宁“新经济政策”述评》
材料二：1932年，罗斯福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当一个国家的贫困和失业人数超过了国家所能承受的范围和程度，那政策的调整只能成为政府唯一的选择，而且是越快越好”。
——《世界现代史资料汇编》
材料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物质利益在调动工人农民积极性上的重要性，但是仍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来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后来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但是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当时的定位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林毅大《转型国家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材料：随着美洲及太平洋，大西洋的地理大发现，随着哥白尼的宇宙新发现，人类理智中蕴含的另一种力量——对抗宗教神学，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力量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就开始了人类认识自身的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德国人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代（即十六世纪），西方著名文化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称之为“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
——摘编自韩庆祥，王勤《从文艺复兴“人的发现”到现代“人文精神的反思”》
结合材料与世界史的相关知识，围绕“人类认识自身的定位”，自拟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自建国至嘉庆十二年（1644—1807年）160多年的时间里，清朝白银对制钱的比价一般在1000文以下，1808年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银钱比价持续上涨。银价的上涨意味着广大劳动者必须付出更多的铜钱（完税）……1845年银价上涨更甚，御史刘良驹奏称：“银价之昂未有甚于今日者，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乃二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而且“其势日就增加，尚无底止”。鸦片战争后10年间，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更多的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社会，外商趁机用成色较低的银元套购中国纹银运往国外，制成银元后返销中国牟取暴利。
——摘编自许弘《近代中国银货币改革述论》
材料二：林则徐于1833年提出自铸银元。光绪初年，吉林省首先用机器试铸银币。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才获准在广东设造币厂。此后，湖北、江苏等省纷纷仿效。1905年，清政府开始全面进行货币改革，目的是统一银币。但由于本位币不定，引起了“两”“元”之争。焦点是用“两”还是用“元”，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代表的“一两”银币派认为各国应有自己的币制体系，中国不能亵渎国体而丧失主权……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自此，两元之争落下帷幕。……1911年，停止各省自由铸造，铸币权统归中央。……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灭亡，银币没有来得及正式发行。
——摘编自刘士刚《晚清的货币政策》
材料：近代规模宏大的南开系列教育体系创办者张伯苓语录：
“我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精神是立场的表现，无论何事，无精神必归失败。诸君当知，中国近来之巨患不是来自有形之物质，而在缺乏无形之精神。精神聚，虽亡非真亡，精神涣，不亡变抵于亡。”
“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国民族能在世界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注重科学，培养丰富之现代知识；注重精神的修养……”
“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近代教育家的光辉典范——张伯苓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