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酝酿了十余年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首日票房即冲破7000万元人民币。从上古神话中取材或改编其故事创作国产影视作品，这不是第一次：此前有电视剧《远古的传说》《女娲传说之灵珠》，也有最近票房大卖的电影《捉妖记》。
上古神话是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故事经过先秦两汉作家的记录和再创作，主要保存在《诗经》《楚辞》《庄子》等传世典籍中，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上古神话如何在今天的电影改编中重生？
首先，主创者需找到上古神话与当代相呼应的精神内核，创造出既符合神话精神又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象。这就需要创作者做好充足的功课，深入了解上古神话的文化内涵，借鉴当前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二度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避免由于自身知识的缺陷而导致创作时一叶障目、捡了芝麻丢西瓜。《大鱼海棠》的形象设计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纹章：鲲鹏、大椿、凤凰、祝融、貔貅、嫘祖等神话形象汇聚一堂，其姿态动作抓住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气质，其法术神力抓住了东方美学中的自然灵韵。影片的人物矛盾设置意在凸显家族伦理、敬畏生死、天道有常等传统伦理价值与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并最终在人（片中的神即人）与大自然的博弈中获得新的价值平衡。遗憾的是，创作者想塑造的形象过多，每一个都没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模糊和弱化了角色的艺术力量。电影《捉妖记》对上古神话的化用则较为浅层次，其人物塑造虽取法《山海经》中的异人异兽，但角色的行动则带着好莱坞电影的喜剧色彩，没有传递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
其次，上古神话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而讲好一个故事并对人性有深刻的挖掘与表现，则是影视改编的核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捉妖记》对妖与人类、妖族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不够充分，《大鱼海棠》对主角椿、湫和鲲之间的情感线索铺展不足，人物动机不合理，故事主题也不够凝练，比如灵魂交易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角为理想不断反抗乃至自我牺牲的崇高感。英国的魔幻电影《指环王》情节虽有拖沓之处，但做到了叙事上的合情合理，并始终紧扣人性对抗恶欲，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这种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改编自上古神话的大银幕作品，离不开一个具有代入感的奇观世界。伴随电影特效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实现虚构形象的写实已不是问题，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从细节着手，凸显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确保影片整体风格的统一。
上古神话承载了华夏祖先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和奇谲瑰丽的想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故地。让上古神话在当代电影中重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丰富与提升。
（摘编自林炜圣《上古神话如何“重生”》）
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
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他曾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到延安，拜见毛泽东、朱德，为他们当翻译。1936年7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陈翰伯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1958年8月，陈翰伯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
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文革时期写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接手商务印书馆后，陈翰伯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此后8年，可谓功勋卓著。汪家熔曾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社会科学经典395种；经济学著作115种；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有93种；历史和历史学66种；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说到先行者，是说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略举两例：
其一，为国家开列辞书建设的书单。1972年，遭受迫害的陈翰伯从干校调回北京。1975年，着手制订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那时，很少人相信这个规划能够实现；但是翰伯却固执地认为它可以实现，因为有人民。陈原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1975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13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13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是现实的。”
其二，创办《读书》杂志。《读书》创刊号发表了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在叫好声中，也引起了数不清的质疑。1981年4月，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砭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读书》就是这样，触摸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在社会大势中保持了自己的领先地位，成为一面旗帜。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陈翰伯（1914﹣1988），中共党员，新闻家、编辑出版家、国际问题评论家。解放后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摘自“百度百科”）②在政治运动中，一批学者和翻译家被划为“右派”，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陈翰伯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卷着铺盖到北大“蹲点”，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众多“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得以出山，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来大的影响，但在“文革”中，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被批判为“招降纳叛”。（摘自吉祥《陈翰伯是谁？》）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失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緓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灵帝末，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州郡以进权戚，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 ， 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时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渡，令其子谭遣使逼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縗绖赴会千余人。
（节选自《后汉书•郑玄传》）
①休见而叹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②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
西江月①
【宋】苏轼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②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扬桥，杜宇一声春晓。
【注】①此词为苏轼被贬黄州作。其春夜行蕲水边，过酒家，饮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枕臂醉卧少休。拂晓，见乱山攒拥，流水淙淙，宛如仙境，书此词于桥柱上。②障泥：马鞯，垂于马两侧以挡泥土。
①潭中鱼可百许头，。（柳宗元《小石潭记》）
②《庄子•逍遥游》中对大鹏鸟徙于南溟广击水、高飞升进行描写的句子是“ ， ”。
③苏轼的《赤壁赋》中，写物各有主，只有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听到了成为音乐，看到了成为美景，而且“ ， ”，是大自然无穷尽的宝藏，现在为自己与朋友所共同享受。
①诚信是日常的诚实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合称，即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 ， 一诺千金。
②2000年初，他成为“北漂”一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蜗居地下室、挣不到饭钱的艰苦生活，蹉跎岁月中写出佳作。
③大学生走出象牙之塔 ，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置身坚实的土地。贴近农民的心，才能真切体会舒适的生活多么来之不易。
④“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创新试验区的规划建设正有序推进，完成这个任务，不能自出机杼 ， 也不能只服务我们本地。
⑤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虽然老师已退休，不再教我们，但他在许多画展上不断出现的画作依然给我们以形象的教诲。
⑥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把项目工作作为经济工作中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重要抓手，以此扩大有效投资需求。
如今，我们对大自然的感应①不如一棵树。一棵树②知道什么时候抽芽、开花、结实、落叶等，③把它的生命经验记录在一圈圈或松或紧的年轮中，④我们呢？有许多年轻的孩子甚至不知造玫瑰、杜鹃什么时候开花，⑤不要说⑥声音的体验中体会秋天来临了。
有一年，她接到了一笔捐款，这笔捐款的使用方式，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议。她没有把钱在“现实问题”上，比如增添一些新的教学工具、改善教学环境之类，而是在其他老师反对下，她将全班孩子“奢侈”地带到了深圳，让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山沟，切身感受了外面广阔的世界。
面对记者的一大堆的问题，年轻女教师只恬淡地说了一句话：“我们那里太穷了，但我想让我的学生知道山外有高楼。”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义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