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书名 | 作者 | 地区 | 主要内容 |
《宝坻劝农书》 | 袁黄 | 天津宝坻 | 包括天时、地利、田制、播种、耕治、灌溉、粪壤、占验等八篇 |
《农桑经》 | 蒲松龄 | 山东淄博 | 蚕桑 |
《梭山农谱》 | 刘应棠 | 江西奉新 | 记叙了从种到收的水稻生产全部过程 |
《三农记》 | 张宗法 | 四川什邡 | 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
《浦泖农咨》 | 姜皋 | 上海松江 | 水稻栽培管理的技术和经验 |
《马首农言》 | 祁俊藻 | 山西寿阳 | 内容包括地势气候、种植、农器、农谚、占验、方言、五谷病、粮价物价、水利、畜牧、备荒、祠祀、织事、杂说等14篇 |
《农言著实》 | 杨秀元 | 陕西三原 | 关中旱塬地区农业生产技术 |
材料一:1764年,曼彻斯特兰开郡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
1769年,曼彻斯特的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并取得专利权
18世纪80年代英国第一家棉纺织厂在曼彻斯特诞生,加工来自亚洲、美洲等地的棉花
1775年,阿克莱特申请到梳棉机、曲柄梳棉机、粗纺机和进料器的发明专利
1789年,曼彻斯特纺织厂开始装备蒸汽机
1830年,建成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
1830年,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厂达99家,拥有全国棉纺织工业的四分之一
1853年,曼彻斯特由“镇”改“市”
1885年,曼彻斯特人口为37万,1888年达到50万
1887年,曼彻斯特开凿通海运河,1894年通航,运河长58公里
——根据钱乘旦等著《英国通史》整理
材料二:17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分公司;随后比利时、荷兰、瑞典相继在广州设办事机构
1757年,乾隆帝下诏,只允许外国人在广州交易
19世纪初,欧洲人在广州创办《广州纪事》、《广州市场行情》、《英华年鉴》、《中国商贸指南》、《中国丛报》等期刊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为商埠,并允许英国在广州派驻领事
1861年,英、法在广州沙面设租界,以后陆续兴建电力厂、自来水厂、水塔、教堂、邮政局、电报局、医院、消防班、清洁队等公共事业机构,还有公共娱乐设施如沿江公园(英法各一个)、网球场、影剧院等。
1862年,华侨黎先生在广州创办“万隆兴行”,经营进出口业务,是近代华侨投资之始
1879年,华侨卫省轩在广州文昌沙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火柴厂
1890年,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办中国第一家电灯公司
——据《广州历史大事记》整理
“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历史概念,它对于研究北朝隋唐社会政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材料一:“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系统之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政策外,必应有精神上独立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固团体。此种文化本位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重,要言之,既阳傅周卒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年)
材料二:武则天破坏集团的工作首推科举制,大倡文辞之科破格用人,而文辞之科的进士科地位远胜明经科,这与关陇集团推崇的华夏正统经学治国理念也是大相径庭的。她开设武举科,也对军功贵族世袭在观念及实践上给予巨大冲击。武则天还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到洛阳,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下以长安为信仰中心的格局。她还以婚姻为纽带,缔结“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以武氏寒族介入关陇集团,在文化层面把已经不占优势的关陇集团进一步拖下来,原来的胡汉精英集团堕落的速度加快了。
——曹印双《试析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概念》
材料一:庚子国变后,由于朝廷威信扫地,到新政时,讲“民主”、骂“专制”,即便在“体制内”也不再敏感。当时绝大多数立宪派主张英国式宪政,虽非共和,已认民主。他们与革命派的分歧已不是民主不民主,而是排满不排满了。
材料二:中国在日政治侨民众多,维新派在戊戌失败后,革命派在辛亥胜利前,都以日本作为主要流亡地。至于一直在国内发挥影响的立宪派干将如杨度、汪荣宝等,也是留日回来的。尤其在1912—1918年间 ,出国留学者几乎都往日本。而这个时期恰恰是“个人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大举进入中国之时。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学东渐”主要靠华人赴西和西人来华、1920年以后中国的激进思潮相当程度上来自留苏留法学生,那么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个人自由和民主思潮,包括以这种思潮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更主要是留日学生带来的。
——以上材料均摘自秦晖《两次启蒙与“日本式自由主义”》
材料一:当北朝鲜开始进攻的时候,杜鲁门和艾奇逊……命令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向南朝鲜部队运送军队。随后杜鲁门就采取了遏制行动,他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美国又紧急召集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美国提出的决议以9:0获得通过(苏联并未出现):把北朝鲜人定为侵略者,并要求停战,双方退回到三八线;要求所有成员国向韩国提供所有尽可能的援助以赶出侵略者。两天之后,杜鲁门命令美国空军和海军采取行动。
——(美)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
材料二:在1961—1973年这12年里,大约有5.8万美国人死于印度支那冲突。这场战争的财政负担,粗略估计高达1 500亿美元。预算赤字的结果导致出现疯狂的通货膨胀,其对美国经济的破坏力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美国长期卷入印度支那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几乎无处不在:对政府犬儒主义政策的批评,由于政府官员理想化和乐观的宣言与可以在每天的电视新闻中看到的越南丛林里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信誉鸿沟”而火上浇油……在返回美国的退伍老兵中存在的社会和心理创伤,诸如滥用毒品和心理疾病,导致了被精神病专家称为“战后创伤性压力失调症”的出现。
——摘编自(美)威廉·R.科勒《20世纪的世界》
材料一: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战”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学者苏全有认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业“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引进外资,尤其注重侨资。
——李宗陶《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材料二:(在宋教仁案以后)孙中山将袁世凯定性为“独夫民贼”,并谴责袁世凯“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
——《近世人物传记——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