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其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顺德，集小以高达。
──《周易大传》
材料二 朱熹《玉山讲义》载：盖闻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
张载在《西铭》中提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材料三 清代末年屡次对外战争失利，中国人民遭遇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民族处在危急存亡的严重时刻，传统文化更处在动摇之中。经过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人们发出了“新文化”的号召。于是儒学、经学、理学三位一体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基本结束了，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主要论题。新的文化传统虽然没有建立起来，但已开始酝酿了。
──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演变及其发展规律》
材料 在新的教育理念指导下，新加坡推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
2003年，在大学新生录取上，降低考试分数的比重，给大学更多自由挑选学生的余地；在中小学的排名上，打破唯分数论，增设“成就奖”“持恒成就奖”“最佳治校奖”“国民教育奖”等指标，从而更全面地反映各个学校的表现。
2004年，推行“少教多学”的理念，改“学校排名榜”为“学校成就榜”，推出“学校专长项目计划”；取消大学入学的学能评估测验。
2005年，把所有小学一年级每班的学生人数，从40人减少到30人；设立“海外姐妹校基金”，鼓励学校和学生走出去。
2006年，设立“进取基金”；初级学院加入“直接收生计划”；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从法定机构转为非盈利企业机构，进一步提高了这两所大学的自主性。
2007年，拨巨资提高教师待遇，为所有学校兴建室内体育馆，支持更多学校发展艺术、体育、数理专长项目。
2008年始，每年拨3.8亿新元，推出“教师专业和个人发展配套2.0提升版”；推出私校教育法案……。
材料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原则，常常被简称为“我思”（cogito）的原则，这种概括既简练又准确。“我思”包含了启蒙思想的两大基础原则，而且说明了这两大原则的一体性关系。
首先，我思以肯定“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是一切真理的基础而肯定了人本主义原则，并且肯定了人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来是个人主义──我想我还是提醒一句：不是唯我论或利己主义，虽然这种提醒对懂西语的人来说根本多余。
其次，我思以肯定思想是人的本质确立起理性主义的原则。在我思这一归纳之下，我们来理解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本主义所说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主义所说的理性，是人的理性。或者更清楚地说，当我们确定人是价值的基础的时候，理性正是人的本质，而当我们确定理性主义是最高的价值法则的时候，这种理性其实就是人本身。理性与人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按这种理解，说启蒙思想的核心是理性主义或人本主义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看成两个分立的原则，它们只是同一的原则的两个方面。
材料 伯特兰•罗素认为，西方民族“源于精力过剩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传教狂热、野心无穷、蛮横好斗、支配欲强、盲目追求进步与效率”对此（战争）负有根本责任；西方文明品质“使人们永不平静、永不知足，盲目地投身于竞争、冲突、开发和破坏”。
欧洲不像中国这样，拥有黄河一淮河一长江一珠江流域这样一个适合农耕的巨大陆地板块，而且没有崇山峻岭和湍急河流把各地区隔开，更重要的是，主要河流黄河、淮河、长江更流向一致，极有利于跨区域文化整合和政治统一。欧洲在古代条件下虽然也适合农耕，却因较为寒冷而农业生产率偏低，主要河流又从阿尔卑斯山脉流往东南西北多个方向，致使各地之间隔断，再加海洋阻遏，欧洲被天然地划分为法、德、意、西、英和东欧多个地缘政治区域，凡此种种都很不利于跨区域政治整合和统一。
材料：（后周）世宗（柴荣）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派遣使者分赴各地均定田租，查实隐匿耕地，使之均摊正税），其规为志意岂小哉！其伐南唐，问宰相李谷以计策；后克淮南，出谷疏，使学士陶谷为赞，而盛以锦囊，尝置之坐侧。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家犹讥其轻社稷之重，而侥幸一胜于仓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于决胜者，孰能至哉？诚非史氏之所及也！
——摘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周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