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书》（唐代） | 宇文泰、李虎、元欣、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 |
| 《文献通考》（宋代） | 宇文泰、元欣、李虎、李粥、独孤信、赵贵、于谨、候莫陈崇 |
| 《资治通鉴》（宋代） | 宇文泰、元欣、李弼、李虎、独孤信、赵贵、于谨、候莫陈崇 |
材料一 1875年起，华北诸省发生了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旱灾，旱魅为虐，延续数年，山西受灾最严重，人口由峰值时期的1600万锐减到600万—800万。灾情过后，山西处于一个自然灾害发生次数较少、程度较轻的状况，山西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一直处于全国前列。与此同时，冀鲁豫三省又陷入人口膨胀、战火连绵、灾害频发的高潮期，冀鲁豫三省难民纷纷涌入与之邻近的山西省。大量青壮年涌入山西，他们辛勤劳动，使山西经济逐渐恢复并发展。
——摘编自张爱明《近代山西移民与乡村社会》
材料二 “一声枪响，大家蜂拥而去，有的骑马，有的赶着大车飞跑。当尘土消散，已有6万名拓荒者将自己的命运同这块土地连在一起了。”随着领土西扩，美国人不断向西迁移，形成西进运动的人口洪流，到1860年，西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9%。正是这群充满斗争精神的美利坚先民用劳动将西部广表的土地和资源结合起来，变成了美国经济崛起的不竭动力。一方面拓展了工业生产领域，为东部输送原料；另一方面又成为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形成国内贸易的良性循环，使新兴的美国保持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完成了从国家独立到民族强盛的历史性飞跃。西进运动还培育了美国人民的拓荒精神，特别是美国在西部大开发中所体现的牛仔精神、边酸精神，后来成为美国人乐观开朗、勇于开拓、探索不止的民族精神。
——描编自周培奇《西进运动与美国经济（公元1800—1900年）》
材料 英国历史开始之初，便由国王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国王把土地分给贵族，并通过向贵族征收赋税来满足开支需要。如果国王滥用征税权，必然会损害贵族的利益。所以贵族为维护利益与国王展开了斗争，但并没有成功，于是他们确立了一个协商的平台，那就是一开始的“大会议”，再到后来的“模范议会”。新贵族、市民阶层出现之后，为争取权利，与国王、贵族中的一方进行结盟，以共同遇制第三方的独大，而结盟的方式就是加入议会。而后新出现的资产阶级也发现，通过议会协商解决才是最佳方式。工业革命发生后，工人阶级也通过议会这个平台来为自己争取权利，议会的阶级基础更加扩大。
——摘编自马林《英国议会的历史发展再分析》
围绕材料信息，结合世界近代史的有关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材料宋代的军队主要分禁军与厢军，全部由职业军人组威，不再从事其他职业。（军队）平居无事时，集中进行词练、校阅，一旦有事，则开找出战。从军当兵，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种职业。皇帝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辋有调兵遗将的指挥权和招慕、训练、管理的最高权力。
宋真宗时，马知节说“当今兵柄尽出下掌握，至于一命之士，皆由旨投”。家初，由于待卫亲军郝副指挥使与都虞候均不再除梭，待卫马军司与侍卫步军司遂分立，加上殿前司，合称“三”。三分掌禁军，厢军也隶属于侍卫马军司或待卫步军司，但是三只管训练，而不及其他。宋初，禁军约二十万，其中十万守京城，十万分駐各地，驻守京城的主要是殿前诸班，是属于禁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战斗力最强，驻扎各地的主要是待卫马军或侍卫步军，两军的精锐不及殿前军。
——摘编自张其凡《宋代兵制改革及其特点》
材料 1917年初，美国与德国关系恶化并断交，推动美国国内高校反德情绪高涨。是年2月，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起，包括全国200多所高等院校参与成立“校际信息局”，目的是“协助政府招募有志于从军的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并将他们安排到恰当的位置上各施所长”。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甚至致信战争局，表示“如果我校师生能提供什么服务，来给政府帮点忙，我们将感到荣幸之至”。美国于1917年4月参战后动员了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为战争服务。美国大学在战时为国效力的经历，使“大学百无一用的古老嘲讽再也站不住脚了，接受高等教育将回报以财富和权利，大学的影响力正在成倍地增加”。以伊利诺伊大学为例，该校在1916年在校生5000余人，到1926年已增至1.0103万人，这种学、府合作为二战乃至冷战时期大学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提供了借鉴。
——摘编自候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大学（1917—1919）》
材料 马建忠是近代早期改良派中的代表之一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就不能讳言利，而应该学习并采用“西人以利为先”的精神和办法。有利的贸易平衡是富国最有效的手段，“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宜通商以收各国之利权”。在对外贸易中应学习西方设立贸易公司，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则中国“商民可富，饷源可充”。马建忠还认为洋务企业经营方式落后，企业亏损严重，且利用政治强制手段压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必须改革洋务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注重发挥商民在“兴商务”中的作用，增加经济效益。针对当时中国无论是发展对外贸易，还是振兴实业，都需要巨额经费和资本，而国内满足所需款项的情况，马建忠提出了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外资的大胆设想，认为只有“借洋债一法”，以“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
——摘编自石蕾《论马建忠的经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