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
1840—1895年 |
1895—1911年 |
1911—1927年 |
1927—1937年 |
1937—1945年 |
1945—1949年 |
国家 |
英国 |
英国 |
日本 |
美国 |
美国 |
美国 |
数量(万元) |
8026 |
33955 |
69627 |
11969 |
262096 |
47918 |
比重(%) |
82.5 |
28.1 |
44.2 |
37.3 |
75.5 |
68.1 |
①以北京为首都
②以五星红旗为国旗
③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④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为副主席
材料一:高祖皇帝晚年手敕太子书:“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泊践祚(及登基)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
——(明)梅鼎祚《两汉文纪》
材料二:一方面是帝王对于人民横征暴敛、残酷盘剥的现实;另一方面,天下又不能没有帝王。对于这道难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的解答也只能祭出道德说教的大旗,将希望寄托在后世君王能够积极效法那些虚幻的尧舜禹等上古帝王的样板上面……从今天的角度看,黄宗羲明显属于“看对了病症,开错了药方”。
——周英杰《大历史的小切面》
材料三:受制于“皇帝制度”两千年,是这个民族不能逃避的命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德先生”“赛先生”迟迟不能落脚,比如公民意识、规则意识、宽容意识的缺乏,比如“熟人社会”,比如“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夏商周时代或者更远的尧舜禹。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转型的艰难,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序
材料一: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横渡太平洋,从美国驶抵中国通商口岸——广州,与当地中国商人进行贸易活动,并于次年5月返抵纽约。这是迄今所知中美两国之间的首次交往。随船而来的萧卫少校曾有一则这样的手记:“中国皇后号荣章地升起了在这海城从未有人升起或看见过的第一面美国国旗,这一天就是1784年8月28日。”
——《世界近代史》
材料二: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19世纪中期)执行的是“小舢板”政策,即跟英国军舰后面,搭英国以武力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的顺风车,即占到了中国的便宜,但;又不成为中国应对的矛盾焦点。
——《中国人怎样看美国——一个历史的考察》
材料三:从物质利益的角度看,美国最显著的收获是中美贸易的增长,这帮助缓解了美国的逆差问题。中国渴望得到美国科技和农产品的愿望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因此美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下表显示了中美和解带来的中美贸易的趋向:
年份 |
美国对华出口(百万美元) |
中国对美国出口(百万美元) |
1972年 |
60 |
32 |
1975年 |
304 |
156 |
1980年 |
3,755 |
1,059 |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四:2005年底,美国财经记者莎拉发现,自己家里的鞋、袜子、玩具、台灯等用品都产自中国,其他普通美国家庭亦大多如此。
——据《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
材料一:大国的争霸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和采取多种手段来进行,而战争可以说在历史上一直是多种形式和手段中最高的形式或最后的手段。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征杀战伐都是在步、骑、车、船所能达到的平面上,在当时人们力所能及的有限范围里,主要由交战双方(成各方)的军队在前线进行的。只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阶段,才提供了促使这种战争演变成世界大战的社会条件和物质技术条件。前线和后方的联系的依赖关系无比密切,经济因素和精神因素的作用大大提高,武装斗争的范围、规模和烈度空前增长。于是在二十世纪,终于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这种骇人听闻的现象。
——摘编自任银睦《概论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抑制因素》
材料二:在近代中国,德国和英、日、俄等国相比,远不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不过,由于德国败局几定,中国只有加入英法协约国一方,才可能在战后新的国际体系中赢得发言权,所以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选择对德宣战。首先十几万华工通过欧洲之行,成为了具有新思想新视野的新人,对世界对中国对自身都有了新的认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大大加强,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其次,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挫败,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兼具的五四运动,对外而言,是中国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继续努力和再次尝试。对内来讲,启蒙了几代国人,影响了今后中国百年的思想走向。第三,大战前后,国人从憧憬兴奋到失望幻灭,使部分精英转而停止了对欧美文明的亦步亦趋,寻求另一种形式的国际化——以俄为师,这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造成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
——(美)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