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抖：清朝前期，政治相对安定，耐旱、耐寒的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不断推广，人口迅速增长。据研究，康熙十八年（1679年）全国人口已达1.6亿，经过一个世纪，至乾隆末，已突玻3亿。“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雍正元年（1723年）下令说，“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稗益”，要求“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规定新开水田六年后纳税、旱田十年后纳税，禁止地方官吏阻挠或趁机勒索，对垦种成效显著地区的官吏予以奖励。至乾隆五年（1740年）下令告诫：“民间多辟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储。”要求：“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该地民夷（汉族与少数民族）垦种，免其升科（税负），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摘编自《清实录》等
材料一：文艺正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自抗战展开以来……因中心都市的沦陷，出版条件的困难，文艺人的流亡四散，虽一方产生了大量新型的报告、通信等文艺作品，且因抗战的内容，使新文艺消失了过去与大众间的隔阂，但在一切文化部们的对比上，文艺的基本阵营，不可讳言是显得寂寞了一点。反视敌国，则正动员大批无耻文氓，巨量滥制其所谓战争文学，尽其粉饰丑态，麻醉民众的任务。我们感到文艺抗战工作的重大，散处四方的文艺工作者有集中团结，共同参加民族解放伟业的必要。
——摘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1938 年）
材料二：关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一）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是否同抗日有无直接的关系。
（二）欢迎任何文化人使用他的文化武器（如文学、艺术、科学等）为抗战直接服务。在文化人中发展文化应该服从于抗战，服从于政治的思想。
（三）文化人间，除以抗日不抗日作为团结的分界线外，还可以在关于文化的各种方面与各种问题上进行统一战线……
（四）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同其他抗日统一战线一样，有它的统一性，也有它的斗争性，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求得更充实的与坚强的统一。
——摘自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1940年）
材料一：19世纪初，德意志仍然是一个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1807年，德意志邦国之一的普鲁士进行了农奴制改革，率先踏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他一些邦也相继进行了类似改革。1834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宣告成立，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德意志的工业化进程由此开始，并对政治统一提出了迫切要求。——摘编自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
材料二：1870年以后，德国工业化进程加快，通过普法战争，德国从法国夺取了矿产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获得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统一后的德国继续扩大军费支出，大大刺激了与军火生产有关的重工业。军事上的需要使铁路和海运获得迅速发展，进而带动了钢铁、机器制造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的发展。由于德国工业化起步较晚，这使得它能够集中力量投资于新兴产业，因此电气、化工等现代化工业部门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19世纪后半期，德国在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基础上，完成了科学研究向应用转变的重大突破，新的科学发现很快就能应用于生产、转化为生产力。——摘编自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
——摘编自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由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引申出一个新的权利诉求：“人民知情的权利”，即禁止政府对公众获取信息的来源加以限制。人民知情的权利与新闻自由密切相关。“如果把民主体制理解为亚伯拉罕•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那么，政府的事务实际就是人民的事务，而这也是自由的新闻机构的角色与公民的民主关注的汇合点”。
——摘编自梅尔文•乌罗夫斯基《人民的权利——个人自由与权利法案》
——摘编自吴廷璆《日本史》等
傅山（1607～1684）为明末清初人，注重个性宣泄的书法，在历史上有很高的声誉。他在《训子帖》中说，在二十岁左右时，“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临摹），而不能略肖”，偶然得到赵孟頫的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后，他拒仕清朝，对赵孟頫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无骨”，开始临摹颜真卿（唐代著名书法家，在平定叛乱中为国捐躯，被后世视为忠臣）的书法，自叹“腕（指书写习惯）杂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摘编自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等
这条于公元前214年建成的运河，分湘入漓，北水南调，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开拓了南北水运通道，“溉田万顷”，为秦国随后深入岭南的数十万大军的后勤供给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为秦在岭南设置南海、桂林等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代修筑的长城，故迹已难探寻，而这条在近代被称作“兴安运河”的水道，历代修缮利用，“皆循其故道，因时而损益之，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