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哲学的新方法不仅在科学中彰显威力，而且也被积极引进到科学之外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乃至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汉金斯指出，启蒙运动的新批判精神怀疑一切未经论证的东西，事实上，这种精神在自然科学中出现之前，就已经在文学中出现了，但是却得到迅速成长的自然哲学的支持。自然哲学进步的途径，就是自然哲学家使用牛顿的方法，去完成牛顿的研究计划。于是，启蒙运动的科学就是“牛顿的科学”，其哲学就是“牛顿主义”。
——摘自程智强《科学与启蒙运动》
材料二：清王朝虽被推翻，但专制主义幽灵仍在国中游荡，不管是袁世凯的称帝还是“革命”者的集权行为都说明，专制主义对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陈独秀等深感“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新文化运动，就是向中国人灌输现代公民意识，帮助国人摆脱专制主义束缚，为实现真正民主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摘自王铁群《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启蒙运动》
材料：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阶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整理
材料一：纳粹政权的恶行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在大部分德国城镇，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火车站和公共事业设施被毁。粮食供应紧张，燃料缺乏，饥饿和寒冷成了居民的主要威胁。以矜持著称的德国人，甚至会在田野里与野狗争夺一块发霉的马铃薯。通往农村的火车车厢外，常常扒满了前去觅食的逃票乘客。由于货币作用降低，买东西必须使用购货证，香烟成了抢手货，往往成为物物交换中的计量单位和不等值物品交换中的“找头”。不少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对德国充满敌意，视其为不可救药者。
——据《解放日报》2012年2月2日
材料二：欧根·科贡的《党卫队国家》一书，条理清楚地向读者揭示了党卫队的真相；雅斯贝斯的《罪责问题》一书，提出每个德国人都有道德罪行和抽象罪行，都应该进行深刻反思。联邦德国成立后，阿登纳以政府总理的身份呼吁“德国人民有责任作道德和物质上的补偿”。1970年，时任总理的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下跪，更是把忏悔文化推到了顶点。战后初期，各地的小剧场、歌舞厅、报告厅等就开始涌现，仅柏林一地就有2000多个，大多没有暖气，饥肠辘辘的参与者在寒冷中听报告、看演出，乐在其中。同时法兰克福取代莱比锡成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心，各地图书馆大增，短期内数量就翻了一番。
——据《战后德国经济复兴的原因》
材料：戴高乐从1958年开始连续当了11年法国总统，他领导制定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重新确立法国的政治体制。任内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事务上。戴高乐支持发展核武器、制定泛欧洲外交政策、努力减少美国和英国的影响、促使法国退出北约、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系列思想政策被称为“戴高乐主义”。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因心脏病猝然逝世。蓬皮杜总统于次日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将军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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