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中叶以后，市民阶层人员变得庞大复杂起来，它包括了商人、店员、贩夫、手工业者、游民、士卒、下级官吏、下层文人等各色人物。随着城市人口剧增，千户以上的市镇比比皆是。总之，明中叶以后的市民阶层无论在人数上、区域分布上都远远胜于宋代；而市民人数的增多是市民力量壮大、登上社会舞台的前提。加上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的日益繁荣，工商业者已日益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于是市民阶层开始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摘编自王言锋《中国十六～十八世纪社会心理变迁与白话短篇小说之兴衰》
材料二：近代中国，在1905年以前，社会领导阶层为得有功名的士绅阶层。但到1905年以后，由于科举废除，旧士绅的地位渐为士绅取代。在1860-1916年，社会领导阶层不仅来自新旧士绅，也来自新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的人数，大约为士绅的十倍。在1905年以前，社会领导阶层来自新知识分子者极少，但其地位不断上升，到1912年民国建立以后，新知识分子逐渐取代了士绅而为社会的领导阶层。社会领导阶层除士绅、新知识分子外。还有富商。当时中国有四种商人，一种是普通商人，一种是盐商，一种是行商，一种是买办商人。近代以来受西方工商文化的影响，提倡商战，鼓励商人与外商从事竞争。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政治地位也提高了。
——摘编自张玉法《近代中国社会变迁（1860-1916）》
材料：近期在美国流行一部经济学著作《强权与富足：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作者为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芬德利和奥罗克。该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突出军事力量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无论是在零和博弈的重商主义时代，还是工业革命后的帝国主义时代，军事强权和国家富足都互为补充、共同促进。
——摘编自芬德利等《强权与富足》
根据材料并运用世界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军事力量和国家富足”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简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明代中叶，田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是金花银的出现，而是苏（州）松（江）府等地的均田均粮活动。金花银即货币化的田赋，它是封建国家为保证朝廷财赋收入对实物田赋制进行的灵活改革。“以太祖尝折纳税粮于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白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与金花银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明中叶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这里所说的均田、均粮不是平均地权，而是“欲因田以平其赋，使无不税之田”。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在分割德国方案上双方分歧相距甚远；英国起初只主张建立一个多瑙河联邦；苏联则坚持对德进行分割占领，主张使德国成为非工业的农牧业国家。因此时大战指日可胜，英国已在考虑如何利用未来的德国对付战争中不断强大起来的苏联了，正如美国外交家波伦指出的那样：丘吉尔觉得“欧洲需要一股力量来消除苏联的势力，实际上是赞成让一个统一的德国和法国担当起这项任务”。
——摘编自波伦《历史的见证》
材料二：围绕德国的赔偿问题，苏联谋求德国最大限度的赔偿，以避免像20年代那样，不但对德制裁不力，反使德国经济迅速复活，因而，苏联提出德国赔偿200亿美元，并应享用一半，其中10％～15％应从西方占领区获取。英国虽也期望获取赔款，但反对苏联方案，它唯恐把沉重的赔款强加给德国，会引起革命，更不愿苏联获利太多。后经讨价还价才达成妥协。但是，德国问题一直成为战后苏与英（美）矛盾、“冷战”的焦点之一。
——摘编自麦克米伦《战争狂飚（1939-1945）》
材料：申不害是郑国京邑人，周显王十八年任韩昭侯相。在他任韩相前，韩国的政局混乱，晋的旧法尚未停息，韩的新法已产生；故君的命令尚未收回，新君的命令已经下达。申不害主张：国君要能够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按才能授官职，按官职考核臣仆是否称职；臣仆要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臣间由此形成一种本与末、纲与目的关系。对百姓，他主张无为而治。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
申不害相韩15年，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摘编自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