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广州贸易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称为行的商号，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开办这些行的主人，即所谓的“行商”，向朝廷捐呈大笔钱财，以保证他们的垄断性特权；据说捐资的数额约为20万两，或5.5万英镑。据称在明代万历时期（1573—1619年），就有大约三十六个行商与十四个国家进行贸易。到明朝末年，行商的数目下降到了十三个，故有了“十三行”的名称，一直持续到清代。由于广州贸易是在外国私商和中国臣民之间展开，所以无需任何官方的外交关系，只要有非官方的生意往来即可。这样，洋商与中国官府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洋商只能通过指定与他们做生意的中国特许商人，向总督、巡抚和“户部”转呈禀贴。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
材料二：英国东印度公司创立于1600年，最初的正式全名是“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它是由一群有创业心和有影响力的商人所组成。这些商人在1600年12月31日获得了英国皇家给予他们的对东印度的15年的贸易专利特许。……1609年，詹姆士一世向东印度公司发出了一张不设期限的特许状，特许状只会在公司连续三年没有盈利的情况下才会被取消。1670年，查理二世发布了五条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指挥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和在被占据区就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力。东印度公司的敌人包括商业竞争者、敌对国家和国内的敌对势力，因此它需要更多的保护权利。1680年，公司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1858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
材料：从洛克提出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以来，这一原则一直被西方政治学界奉为圭臬。在国家问题上，美国政治承认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但把国家看作人类过一种共同的、有秩序的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为了将这种必要的代价限定在较小程度，美国政治致力于限制国家的权力和职能。“限制的途径有两种：第一，以分权的方式造成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内部制衡，从而防止出现专断权力；第二，限制国家权力的活动空间，强调个人与公民社会的权利。”简言之，就是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体制，同时使政府的权力向社会扩散。限制国家权力的种种措施又反过来成为政府决策效率不高的制度基础。
——《美国政府与政治》
结合材料与所学世界近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民主制度构想与西方国家的发展”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自科举制创立以来，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由此，宋代从太学入手进行改革。元丰二年（1079年）政府颁布《太学令》，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教育法规，重点是建立一套全面而严格的太学考试制度——“三舍法”（外舍生、内设生、上舍生）。《太学令》规定：“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一次舍试，补上舍生。公试，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升内舍；内舍生试入优平二等，升上舍。皆参考所书行艺乃升”。上舍上等，相当于科举及第，可由政府直接授以官职；上舍中等的，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场——殿试；上舍下等的，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省试。崇宁元年（1102年）地方官学也实行“三舍法”。崇宁三年宋朝廷决定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完全由太学和各地方官学按“三舍法”取士。宣和三年（1121年）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却仅限于以它考试升选生员，到贡举之年，选送一部分合格生员参加礼部省试。北宋兴学和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虽然都只是探索，但共同点就是坚持把学校教育制度与科举考试制度紧密联系起来，坚持取才应本之于学校。
——摘编自《北宋太学教育改革研究》
材料：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美苏两国都意识到，突发事件可能会引起两个核大国之间灾难性的战争。美苏之间商谈开始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其中1963年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是赫鲁晓夫时期美苏在核裁军领域达成的最重要的条约，又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内容简单，仅由5条正文组成，核心内容是禁止除地下核试验外任何地方的核试验，即缔约国保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大气层范围、外层空间、水下3个环境内，禁止、防止和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其他任何核爆炸。条约缺少核查条款，对违反条约也未规定任何国际责任。中国政府于1963年7月31日发表《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核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指出：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也抵制美苏英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6年，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据陈刚《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材料：王充（公元27—约97年），东汉人，家境贫寒，青年入太学读书，在地方做过小官，30岁后辞官家居，潜心著述。在天人感应说，谶纬之说甚嚣尘上之时，他却强调天地的自然物质属性，认为天地的运动是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不具备任何精神作用，并对当时流行的刘邦母与蛟龙感而生刘邦的传说大胆提出异议。他强调“人之所以生者，静气也，死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只有“明死人无知”，才能定“厚葬无益”。王充很少偶像崇拜。为了求真求实，他把质询的矛头指向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问孔》中，他揭示出孔子学说中的多处矛盾。
但王充在人的穷通祸福和社会的治乱兴衰上，说人“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懂得在社会本身寻找原因，这是王充思想的最大弱点。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