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平阴都司徒”印 齐国“东武城功师鈢（玺）”
表1
| 年代 | 工业部门 | 投资中心 |
| 19世纪40—60年代 | 船舶修造业 | 广州、香港、上海 |
| 19世界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 | 出口加工业（包括丝、蔗糖、牛皮、棉花等） | 汉口、九江、福州 |
| 19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期 | 丝出口加工业、军事工业、制糖工业、公用事业（煤气、供水等） | 上海、天津、香港、南京、福州、武汉 |
材料一：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崇，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在《温疫论》中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1910年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一略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材料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世界性扩张。现代性是指发生在价值观、经济和政治制度中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场从共同体到社会、从身份到契约、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等广阔领域中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社会转型，是西欧17世纪出现以来的社会生活和组织形态，随后发展到世界范围。
根据材料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就全球化的任一角度自拟论题并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1978年之前，中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国家垄断外贸体制，中央直接管理少数的专业性贸易公司进行进出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给地方更多的外贸经营权，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数有了明显的增加，实行指令性、指导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调动外贸企业的经营积极性。1988年后，开始实行外贸企业的承包责任制，扩大外贸经营自主权，弱化行政管理，强化经济杠杆的作用。1991年以后，对外贸体制进行比较系统的改革。实行外贸企业的自负盈亏，打破外贸专业化经营的界限，引进竞争机制，大量民营企业进入外贸经营领域；注意发挥市场的作用，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的商品范围；对部分外贸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组建了各种形式的股份制企业。
——佟家栋《中国外贸体制改革探讨》
材料：20世纪70年代，为将阿富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在阿富汗先后两次策动政变，建立了亲苏的以塔拉基为首的人民民主党政权。1979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民主派”阿明发动政变，推翻了塔拉基，引起了苏联强烈不满。1979年12月，苏联派8万多军人入侵阿富汗，扶植人民民主党“旗帜派”头目卡尔迈勒建立了傀儡政权。苏军入侵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也激起了阿富汗全民族的激烈反抗。美国为了阻止苏联势力的扩张，联合了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向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了大量经费、武器和其他物资。苏军付出了沉重代价，却未能削弱抵抗组织的力量。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定逐步从阿富汗战事中抽身。1988年4月，苏、美、阿、巴基斯坦四国外长在日内瓦签署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到1989年2月，苏联11万多人的军队全部撒出阿富汗。
——李琼《阿富汗战争与国际政治博弈》
材料：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进行护法战争和国民革命。1933年11月，李济深与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济深响应中共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1947年3月，李济深发表通电，呼吁“停止内战，废除党内独裁”。1948年1月，李济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天，毛泽东致信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就此征求意见。5月5日，李济深等12位民主党派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积极响应“五一口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949年1月，李济深从香港到达大连，踏上解放区的土地。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老一辈革命家在香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