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县衙门与农民家庭大门之间的距离是交给地方的，所以构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体制。中央所做的事是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表面上看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事实上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就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发挥效力的是绅士。自治团体的形成是由当地人民具体需要中发生，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
材料二：光荣革命到议会改革之间地方政府自由发展，权力由王权和枢密院向地方和治安法官转移，形成了以治安法官为核心的地方自治制度。1832年议会改革后，地方治理也进入到民主化改革阶段，居民自治开始。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对郡治安法官进行了分权，被看作英国地方政府制度的起点。1835年市政法案确立了现代地方自治原则。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对英国地方自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城乡分别治理的地方治理局面。
——摘自陈国申《从传统到现代：英国地方治理变迁》
材料一：明清以来，中国商品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明清之际引进原产于新大陆的作物以后，加快了经济作物的商品过程。在一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如太湖周围的三吴地区，原来虽然是粮食高产地区，但因栽种桑棉，还需要从外处调进粮食，这样促进了粮食的商品化。其他一些经济作物，像花生、烟草乃至甘蔗等，在其生产发展中也都有类似的情况。这样，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和贫瘠的山区都推广高产的玉米、甘薯等作物，以补救粮食生产的不足。全国作物的布局有了新的变化，在土地利用上，随着东北、西北的垦殖开发扩大了增产途径。传统的精耕细作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发扬。
——摘编自王思明《如何看待明清时期的农业》
材料二：中国近代，各级政府开始设立管理农业的专门机构，颁发一系列专项经济政策和奖励章程，积极兴办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促进了近代农业科技同传统农业技术的结合：同时又饬令开设商埠，发展外贸农业，使沉睡了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经济开始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经济转化，农业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也越来越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并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摘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一：农业时代中国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主要与中国城市的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以国家政治为内核的聚集效应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也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所决定的。近代以来进入工业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增长规律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规律，这一规律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来，以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日渐上升，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城市成为国家经济和地区的经济中心，产生了巨大的聚集效应。
——摘编自何一民《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
材料二：新中国因战后重建和恢复经济的需要，在1949到1957年，城镇人口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然而在1958年末起，城镇人口的增长受到政府严格控制。通过户口登记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上是官方控制。因此城镇的发展紧密地依附于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和政治发展进程。在最近30年，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成为新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动力。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到1912年，民国建立。清帝退位，传统的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被打破，一段时间内，中国人穿什么的都有，以样式论，有穿长衫马褂的；有穿中山装、西装的：也有中西服装混合穿的，颇为滑稽。退位的溥仪也穿西装，梳一头中分头，或金丝边眼镜，其实，在通商口岸的一些商人和市民早已经捷足先登，在服饰上近代化了，一些前卫的女性竞相脱掉保守传统老式服装，穿起了西式旗袍，配上瓢鞋丝袜，这是当时前卫和时髦的象征。就连有些村民也对洋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洋布、洋伞、洋鞋充斥着农村市场。但那些远离口岸地区的人们，或许是习惯成自然，或许是无资添办，或许是出于对逊清的留恋，仍沿用旧服。
——摘编自张华《清末及民国服装习俗的变迁》
从材料中提取两个或两个以上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