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述 | 出处 |
|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附循其民” | 《史记·吴王濞列传》 |
|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节欲”“省事”“足用”“勿夺(农)时” | 《淮南子》 |
| “吴王亦有铜山铸钱，故有吴钱微重，文字肉好与汉钱不异” | 《西京杂记》 |
| 1819—1821年 | 1829—1831年 | 1844—1846年 | |
| 棉纱产值 | 1.065 | 2.165 | 5.233 |
| 棉纱和棉布出口总值 | 0.709 | 1.459 | 3.737 |
| 出口总值占产值百分比 | 66.6% | 67.4% | 71.4% |
注：棉纱产值及棉纱和棉布出口总值的单位是亿英镑(年平均数)。
| 时间 | 表述 |
| 1966年 | 联合国大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指出，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
| 1970年 |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卡巴·穆巴耶在一篇题为《作为一项人权的发展权》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发展权”的概念。 |
| 1979年 | 第34届联合国大会在第34/46号决议中指出，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平等发展的机会是各个国家的天赋权利，也是个人的天赋权利。 |
| 1986年 | 联合国大会第41/128号决议通过了《发展权利宣言》，对发展权的主体、内涵、地位、保护方式和实现途径等基本内容作了全面的阐释。 |
| 1993年 |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再次重申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从而使发展权的概念更加全面、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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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18—19世纪，茶馆不仅遍布城乡，而且种类多样：有文人雅士居多的“清茶馆”；有设在郊外、设备简陋的“野茶馆”；有既卖茶又兼经营点心、茶食或酒类的茶馆；有兼营说书和演唱的书茶馆；还有设在乡镇，名为茶馆实为赌场的茶馆。这一时期，遍布城乡的茶馆不仅是平民饮茶之地，同时又是群众听戏、赌徒赌博的重要场所，更是商人、掮客、手艺人探听市价、谈生意、找生活的集散地。清代茶馆特别发达，这和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茶馆在发展商品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有密切关系的。
——摘编自闵宗殿《茶馆历史杂谈》
材料二 咖啡馆在18世纪的英国达到鼎盛。咖啡馆作为文明而廉价的公共消费空间，被称为“便士大学”。咖啡馆为招徕顾客而订购时下流行的报刊供人免费阅览，馆内布局方便顾客畅谈。咖啡馆作为信息交换和流通的理想场所，逐渐成为商界人士的经常光顾之地。为了满足市场需要出现了不少“专业化”咖啡馆，促使专业领域信息更便捷流通。一些无权无势却又对公共事务感兴趣，乐于在咖啡馆中议论时政的人，被喻为“咖啡馆政治家”。无论是新闻话题还是政治问题，任何人都可以在咖啡馆自由交流，而不必太担心受到责难。
——摘编自何习尧、冯蜀冀《公共领域机制的英国咖啡馆和法国沙龙比较研究》
材料 增强政治适应性和扩大权利是西方文明革命的成果。民主革命因此成为工业革命的孪生兄弟，而工业革命也增强了适应性，并且扩大了西方人的实权。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共同结果是西方式生活权利和财富的兴起，以至于所熟知的其他形式的文明再也无法抵制西方的入侵。
——摘编自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史的相关知识，围绕“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自行拟订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 随着宋代地方公务宴会的频繁开展，宋廷在前代制度基础上做出了相应的改革和规范。在参会人员上，规定了州县官员不妨碍公务即可举办和参加公务宴会，对路级监司等监察官员巡历州县参与公务宴会的要求较为严苛，对地方迎送外使、犒设武将等的规定则略显宽松。朝廷也对主管犒设的地方官员及外使入宋的固定路线做出了限定，超标准的活动务必节俭，不得骚扰百姓。宋朝地方政府用于公务宴会的资金来源可分为两部分：合法资金和非法筹集资金。对使用公使钱和地方贮藏资金的需要报备，对用非法手段来获得资金以满足其享乐需求的官员予以除名……尽管已制定详尽的制度，但仍然出现了“风俗侈靡，燕乐之间尤甚”的现象。
——摘编自《宋代地方公务宴会制度研究》
材料 纳粹德国的东方总计划也是泛日耳曼思潮的产物，其核心就是将所有侨居海外的日耳曼人回迁和安置在德国附近的土地上，这样一方面实现了日耳曼民族的统一，另一方面德国也凭此获取了新的“生存空间”。因此东方总计划本质上就是夺取周边国家土地并用日耳曼侨民进行占领的扩张计划。德国占领波兰后，希特勒就和墨索里尼达成协定，让一战后割让给意大利的南蒂罗尔境内的德意志人迁居波兰北部的但泽-西普鲁士地区。整个迁移过程和对波兰人的驱逐皆由党卫军负责，数个月完成。
1940年，苏联吞并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后，怀疑当地德意志人的忠诚。纳粹德国出动船只将这些侨民接回并安置在波兰。随后，加利西亚、布科维纳、斯洛文尼亚、比萨拉比亚、黑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先后被安置，总计100万人左右。
——摘编自《东方总计划与战后难民潮》
材料 曾纪泽(1839—1890年)，是曾国藩的次子，自幼接受严格的教育，通经史，工诗文，并精算术。因受洋务运动的影响，自学英语，研究西方科技文化。认识其者每以“学贯中西”誉之。1880年清政府派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与沙俄谈判修改崇厚擅订的《里瓦几亚条约》。曾纪泽抵达俄国后，与俄外交人员前后谈判数月，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稽者51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至1881年，终于达成《中俄改订条约》。与崇厚所签订条约比较，虽然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为沙俄强行割去，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均予收回；取消俄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诸条款；废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等规定。在任出使英、俄大臣期间，他订造了“致远”“靖远”舰。为了订购军舰时不受制于洋人，他深入学习过近代海军知识，在有关舰船技术的论述上极有见地。他还亲自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普天乐》。
——摘编自《曾纪泽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