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以来，甘肃成批出土简牍10余次，总数达到7万多枚。简牍的内容以秦汉行政文书为主，各种簿籍和通行公文系统性很强。簿、籍内容包括边塞军事机构对兵器、廪食、俸钱等物资的流水账目及会计报告和关于各种人员的名单。通过簿籍，可以管窥各类机构对文书的书写、审核、校对、存档等细节。通行公文是各级机构间上传下达的文书，有涉及人事升迁、任免、调动的，也有关于日常管理值班的。甘肃简牍中还包含大量的律令，涉及军事、治安、边疆、土地、吏治、养老、赋役等多方面。司法实践中的各类文书透露出执法重要环节的各种信息，生动反映了西汉中后期至东汉的诉讼程序和司法情况。
——黄兆宏《“经国之枢机”——甘肃简牍与秦汉时期行政体系研究》
材料二 晚清时期，清朝长期实行的谕旨奏折制度悄然发生变化，新型谕旨奏折逐渐形成自身的寄发程式与管理制度。通过电寄寄发的谕旨称“电旨”，上行文书出现电奏，电奏由臣工拟定，交电报局寄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送军机处进呈。历次钦奉电旨、电奏、电信，按月分缮清折咨呈军机处、总理衙门查核。1906年10月，皖北遭遇严重水灾，安徽巡抚恩铭向清廷电奏此情，并请求“拨发藩库银十万两，以资赈抚”，清廷闻后立即寄出电旨允准。
——夏维奇《晚清电旨电奏发展述论》
材料 永嘉（晋怀帝年号，307—313年）以来，五胡的威胁使得北方汉人大量建设坞堡，这些坞堡常以宗族、士族为中心团结乡里，平时戮力耕作，遇敌时聚众以自卫，民户隐匿成为普遍现象。“（北）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争敛，倍于公赋”，北魏名臣李冲力主“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这些基层官员按照政府制定的标准来收取租赋。东晋和南朝的户籍制度整理，被称为“土断”，就是将北方迁徙的民户编入当地户籍，不和土著民户产生混淆。剥夺大族的部曲（豪强的依附农民）为自耕农，纳入缴税的编户。会稽余姚士族虞亮抗命，藏匿亡命千余人，被（宋武帝）刘裕处以死刑，于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
——摘编自汪翀《南北朝的户籍和土地改革》
材料 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前，日本内阁其他官职不限出身，唯独国防部门（陆军省、海军省）的长官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其大臣人选必须是军部推荐。军部通过让国防部门长官辞职，或者拒不推荐国防部门长官人选来左右内阁的成立。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令事项，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这就是二战前日本盛行的“统帅独立原则”。军队独立于政府，不听政府指挥，而政府制定政策时反而要看军队的态度。
——摘编自紫橘《1935年伦敦海军会议，美日的角逐的前前后后》
材料 “一代闽侨传奇”黄乃裳，1849年生于福建闽清。在近代社会剧变的背景下，他大力倡导革除妇女缠足等。1876年，与友人合作在福州创办第一批新型学校：福音、培元、英华。1897年春，黄乃裳入京参加会试落第，留京不归，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协助林旭筹建“闽学会”，自筹资金创办福建近代第一份报纸《福报》。后又主编出版《福州音普通字教科书》，在福州方言区推行普通话。戊戌政变后，避祸返闽。1900年，黄乃裳确定婆罗洲诗巫（今属马来西亚沙捞越州）为移民垦殖目的地，先后在福建闽清、古田等地招募大量垦农，移民诗巫，黄乃裳和垦民们“食与共席，睡与同榻，凡平生所未尝之苦楚，无弗尽尝”。1911年武昌首义后，黄乃裳参与领导福州革命党人的起义行动。袁世凯复辟后，他更是积极奔走，反对帝制。黄乃裳一生的思想和行为也对其家庭成员产生深刻影响，其三弟黄乃模随邓世昌于甲午海战时以身殉国。
——摘编自《闽清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