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隋炀帝开始设置进士科，以试策取士，经过唐代的发展，使科举考试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确立起来。这样，士人可以不经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再由吏部试以“言、身、书、判”，然后授以官职。科举选士制度虽然得以确立，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入仕途径。当时还保存着其他一些选官的途径，诸如恩荫、从军、流外铨、荐举、捐纳等选官方式依然占有相当的比重。隋唐五代宋时期虽然确立了科举入仕制度，但它并不能取代其他以地位、权势、功勋、金钱为依据的入仕门径。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君主立宪制确立后，政府管理事务增加，机构人员屡屡增添。国王和权贵借机行使带有封建特权色彩的职薪恩赐权，在政府中安插售卖亲近，力图以此影响控制下院。议会一再抗议，并借通过《王位继承法》《任职法案》之机作出专门规定，禁止领受职薪者进入议会，参加政治活动。渐渐地，政府官员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高级官员；一类为中低级官吏即文官，专事政策贯彻和行政官吏。至此，文官制略具雏形。1881—1914年间，文官总数增加了5倍多；二战期间增加了30余万人。二战后，文官队伍庞大、办事效率低下、通才和专才的矛盾等问题突出。据此，文官事务调查委员会提出针对性很强的改革报告，要求：压缩高级文官编制，确定两类文官比例；强化公开竞争考试；二类文官增加外语和速记两种考试科目。报告得到政府重视，取得了明显效果。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 晚清社会对博览会认知的变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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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有识之士的代表性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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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六七十年代 |
博览会为“聚珍大会”“赛奇公会”“种种奇巧，不可思议” 博览会“志在联友谊，奖人材，广物产，并藉以通有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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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 |
博览会有八利“联交谊、扩物产、奖人材、察商情、广贸易、增关税、兴商地、除积习” “中国不兴商务则已，中国而兴商务，必自赛会始” 西国“足以开益商学神智者，尚有赛会一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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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 |
博览会“鼓励国民之精神，融洽万国之交际，比较全球之实业，以作20世纪后商战之竞争也” “充实国民经济之能力，使之人自为战，制胜于无形之竞争，以收回已失之利权” “欲发生农工商民之世界思想、 国家主义，尤非借赛会之力不可” |
——转引自洪振强等《论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观念认知》
从材料中提取两个或两个以上时段的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 北宋初，因茶利收入是北宋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且茶叶成为北宋政府边疆安全的重要的战略物资，政府则承袭唐制对茶实行禁榷制度。北宋时期的榷茶制度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实行的方法不同。宋初，政府对东南茶实行禁榷，而川茶则实行通商法，虽然也是禁榷法的一种，但相对于完全由官府垄断的东南茶法来说，通商法比较宽松，“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也就是茶农和茶商只要在川境内就可以自由买卖茶叶。但这时的茶叶贸易还与茶马贸易关系不大。为了解决战马紧缺问题，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开始实行茶马贸易制度，四川作为北宋重要的产茶地且离市马地之近受到政府关注，于是开始禁榷川茶，以川茶易马。随着边防形势的严峻，政府开始重视茶马贸易，进而对四川茶法进行改革。政府规定：川陕的茶叶都必须全部卖给官府，严禁私下交易，全蜀实行茶叶禁榷制度。
——摘编自丁营营《北宋马政研究》
材料 麦金德把巴尔干地区称为“欧洲的心脏”，它地处奥斯曼土耳其、奥匈帝国之间，多民族混居，长期处于奥匈帝国的控制，俄国、土耳其的争夺中。奥匈帝国是欧洲落后政治体制的代表，这个经济虽然在欧洲排名第四，但软实力落后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民族人口超过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且从来没有民族平等原则，其所控制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民族运动从19世纪末开始风起云涌。封建贵族控制的议会选举门槛，使他们无法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民族权利，目标不是追求民族自治，而应是建立独立民族国家。1914年6月，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的黑手组织派出了塞族青年普林西普刺杀了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7月，三国协约和三国同盟都在外交上行动了起来，德国为夺取“阳光下的地盘”怂恿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以排挤英法；英国不愿承担战争责任，又想遏制德奥，也怂恿俄国参战。8月初，法俄卷入战争，被同盟关系捆绑的英国最终被迫宣战，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一战在“欧洲患病的心脏”巴尔干全面爆发。
——摘编自《世界战争起源新论——东欧与两次世界大战》
材料：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李光耀出任第一届总理。他虽然早年接受西方教育，但他却声称：他的内心并没有西方价值观念体系，“有的是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李光耀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刺激新加坡的发展。一是加强人民行动党对政府的控制；二是在全国基层建立市民评议委员会和社区中心；三是1961年出台“1961—1964年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宣布将“动用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掌握的资源”以支持经济发展，但又明确表示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作用“只限于有限的领域”，“将来工业化的很多部分要靠国内外的私人企业”，它实际上提出了现代化的“东亚模式”的基本原则。结果，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在60年代和70年代分别达到了8.8%和8.5%。
——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