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封建是封邦建国的简称，即分封制，由周人创立，是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封建制中，个人是天下、诸侯国或家族中的一分子，必须为天下、诸侯国或家族承担责任。在封建制影响下确立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集权形式从秦朝一直延续到清朝。在希腊城邦制中，个人要融汇于城邦，为城邦服务终身，甚至为了城邦的利益不惜牺牲生命。城邦制为西方各国的发展确定了模式，特别是城邦制的多元性和民主性对西方影响巨大。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封建制下，天下的“常道”是所谓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君臣如父子，权力分配是一种宗法模式。每个人的血缘决定了他的特定位置，不能更换。封建制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格局，“《春秋》大一统”是人人皆知的名言，天下“定于一”成为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的共识。在希腊城邦制下，公民具有什么权利和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如公民担任公职是义务，也是个人自由。在古希腊思想家眼中，城邦的精髓就是公民的集体治权。此外，希腊城邦间的政体各有差异，就是城邦内的政治结构也是多元的。斯巴达是贵族寡头政治，希腊是民主政治。
——摘编自李淑梅等《中西文化比较》
材料 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资本、人口、生产要素自由化不仅驱动基本政治单位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且个体、次国家、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主体普遍大规模崛起，原先约束基本政治单位的主权制度或者说“国际治理”能否有效应对全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仍难以定论。
与此同时，一大批非传统议题纷纷出现，例如气候环境变化、自然灾害、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这些议题越来越在同一系统内活动，全球体系出现。
——摘编自汤伟《全球治理的新变化：从国际体系向全球体系的过渡》
根据材料并结合世界现代史的所学知识，围绕“全球治理”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展开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一 19世纪中后期，美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导致传染病横行，城市公共卫生改革呼声强烈。内战后政府和社会大众卫生意识显著提高，1870年至1890年市政卫生局开始成为政府的常设机构，一些城市还从正规部队中招募组建卫生监督部队；政府还吸引私人企业、民间团体甚至儿童参与到垃圾处理工作中；同时一些专家呼吁联邦政府直接干预“检疫”工作，1878年国会通过《国家检疫法》；70年代细菌理论的出现为城市检疫、消毒提供了理论指导。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死亡率的下降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李晶《城市化下的“卫生”困境与突破——论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卫生改革》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了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1903)广告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肆习之。”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
2019年1月18日是巴黎和会100周年纪念日。100年前的这一天，一战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媾和会议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开幕。和会的目的是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但最终却并没有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甚至给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贾斯廷·瓦伊斯指出，巴黎和会前提出的很多和平愿景在会议上并没有落实，如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凡尔赛和约》遗留了重大的隐患，对一战战败国施加了苛刻的条款，但同时却又让主要战败国保住了国家实力。瓦伊斯说，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巴黎和会所达成的和平并不能令人感到满意，在《凡尔赛和约》框架下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盟尽管试图去维护和平，但最后并没有取得成功。
巴黎和会的召开和《凡尔赛和约》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巴黎和会留下了强权政治的烙印，最终被历史证明不能带来持久和平。
——摘编自《巴黎和会100周年：回望历史铭记教训》
材料
孔颖达(574～648年)，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贞观六年，太宗任用孔颖达为国子司业。一年余，升任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论历法等各项事宜，最终多按照孔颖达的意见议定。又同魏征撰成《隋史》。贞观十一年，他又同朝臣修定《五礼》，遇有疑难，同僚都向他咨询。皇太子李承乾命孔颖达撰写《孝经义疏》，针对太子过失，他在文中多方规劝。大宗知他在东宫屡次进谏，赐他和左庶子于志宁每人黄金一斤、绢一百匹。贞观十四年，太宗到国子学参加释奠典礼，命孔颖达宣讲《孝经》，宣讲完毕后，他上《释奠颂》，太宗亲写诏书嘉奖。贞观十七年，孔颖达年老致仕。贞观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赞语说：“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这主要是称赞他在弘扬儒学经典上的功绩。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