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现代学者李长莉在对近代国内外的货品质量进行全面研究后总结道：洋货高档精致，价格偏高，国货低档粗糙因而价格低廉。使用洋货还是国货就成为区分上下阶层和贫富的一种外在标志，洋货成为高档时尚流行和品质的符号和标志。随着国货运动的日益深入，一批国货品牌迅速崛起，质量有很大提升，市场竞争力大大增强，可以与垄断中国市场的洋货相匹敌，如荣氏企业的“兵船牌”面粉、大生毛纺厂的“魁星牌”棉纱等。
材料二：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全国性大规模的抵制洋货运动，是从1904年开始的为反对美国虐待华工、华侨而开展的抵制美货运动。1915年反对北洋政府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引发了抵制日货运动。五四期间，北京学生示威游行，打出了“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口号，得到了工商界的积极响应，迅速扩及全国31个城市和地区。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全国进行了抵制日货、英货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又进行了抵制日货的斗争。
汉宣帝承六世之基业，励精图治开创了国力强盛、四夷宾服、经济繁荣、民生富庶的局面，故史家称之为“孝宣之治”。
材料一：公元前66年，宣帝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成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先后三次诏令把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后叉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
材料二：汉宣帝坦言郡太守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 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汉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是：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公元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他还先后多次下诏，大赦天下。
材料一：1793年6月3日，雅各宾派颁布了第一个土地法令，宣布没收逃亡贵族、王室和教会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给农民，购买者可以分期付款，十年还清，以后又延长到二十年还清；6月10日，又颁布了《分配公有土地法令》，规定二百年以内被地主、贵族侵占了的农村公有土地以及牧场和森林，一律归还农民，允许农民按村社实际人口平均进行分配。7月17日颁布了第三个土地法令，宣布彻底、全部、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烧毁一切封建地契和文据，私藏者判处五年苦役。9月29日，国民公会颁布了全面限价法令，在全国规定主要粮食、日用工业品和原料等三十九种商品的最高限价。法令以1790年各地物价的平均数为基础再加上30%为最高价格，违者轻则罚款二倍，重则处以死刑。
材料二：到了1794年春，雅各宾派开始日益分裂，以丹东为首的“宽容派”主张结束恐怖，成立“宽赦”委员会，要把司法和人道结合起来，珍惜人类的鲜血。以埃贝尔、肖美特为代表的埃贝尔派主张继续加强恐怖政策，更严格地执行最高限价法令，狠狠打击投机商，镇压一切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要求平均分配财富，建立世界共和国。
材料一：敦刻尔克大撤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1940年5月，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快速攻势下崩溃之后，在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的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丘吉尔在6月4日向议会报告敦刻尔克撤退时所说：“我们挫败了德国消灭远征军的企图，这次撤退将孕育着胜利！”而纳粹德国陆军上将蒂佩尔斯基在战后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写到：“英国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完成的事业感到自豪！”
材料二：1932年8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首次提出把“地处沿海前沿”和“靠近前沿”的兵工厂内迁，并立即付诸实施。1937年7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由何应钦主持召集有关各部会议，讨论内迁总动员，组成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内迁法律政策上，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工业奖励法》、《工矿业赞助条例》等。1937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这场内迁被誉之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从1937—1940年，共内迁工厂450家，机器材料近12万吨。其中以钢铁业、机械工业、电力及电气工业、煤矿业等行业之器材为最多。到1940年夏，后方已形成8个新工业区。
孙家鼐，清咸丰状元，与翁同酥同为光绪帝师，是晚清著名教育家和京师大学堂的“首办人”。
材料一：孙家鼐清醒地意识到“泰西各国……凌抗中朝，荤荤群才，取之宫中而皆备，非仅恃船坚炮利为也”、“非有人才，不能自立”。
孙家鼐在奏报官书局章程中，将农务、制造、测算之学置于律例、公法、商务的同等地位。在他看来，无论“中学”或“西学”都不是一门“学科”，它们是学问的门类，是学习和求知的方式。至于京师大学堂所要传授的“学问”，孙家鼐则分立10科，并不作中西学之分，其中有6门学科涉及科学和技术。这6门学科的内容均包括基础科目与应用技术。
材料二：孙家鼐认为“开民智”“通下情”为第一要义的主张最要紧。他指出：自古以来，“圣帝明王，未有不通达下情，而可臻上理者也”，“国家积弊，惟在敷衍颟顸，事无大小，多以苟且塞责了之”，“贫弱之患犹小，壅蔽之患最深”。1895年，康有为创立强学会，议论时政，译书译报，孙家鼐“尝为代备馆舍，以供栖止，且列名北京强学会”。他认为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向光绪上奏，“以为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宜明降谕旨，亟令删除，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对于维新派的民权说，孙家鼐认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