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位汉代画像砖中的农事图。此图可以用来说明当时（ ） 
材料一
清朝康、雍、乾长达一个多世纪中，社会总体稳定，清政府取消了人头税，根据耕地面积确定税额，减轻了下层百姓负担。农业上普遍采用了轮作、复种、多熟等农作制。玉米、甘薯等耐寒、耐旱、高产作物不断推广，人们将林木覆盖的山地和草原广为开垦，人口从清初的1.8亿增加到鸦片战争前夕的4亿之众，引起了一系列变化；一些地区“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与前”“田地责少，寸土为金”，水土流失和草原沙化现象凸显，农业人均收入递减，各地民变此起彼伏。
材料二
为解决人口压力，康有为认为：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人迹既少……早谋移迁徙”。严复则认为兴办现代实业较垦荒辟田有效得多。到民国时期，有人认为，人口增加是无休止的，食料的增加是越来越困难的，即使我们能开垦荒地改良实业、增加生长，总是赶不上人人口增加的快“；至于工业化一途，因需要大量投资，短期内难以高程，因此很多人认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治本方法是迟婚与节育。
材料
人民订立契约建立国家，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主权不可转让，也不可代表，议员不能是人民的代表，只能充当人民的“办事员”。英国人“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人民主权不可分割，否则主权者将被“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
——据卢梭《社会契约论》
结合材料与所学世界史的相关知识，围绕“制度构想与实践”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简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
南北朝时，士族族谱是选任官员的重要依据。唐朝初年，旧士族虽已没落，但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数家所谓“山东士族”，仍凭借起祖先的影响，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家族编写族谱，标榜为华夏“高门”，自诩“家风”优良，相互间通婚。唐初那些以军功起家的大臣，也把能与他们通婚视作荣耀。
唐太宗决心从族谱入手，改变这种状况。他下令修撰全国总谱《氏族志》，不限地域，不分民族渊源，收集当时全国各地具有影响的293个家族，排出等级，但不作为任用官员的依据。编写者受习惯影响，将当时只任六品官的清河人崔民干列为第一等。这让唐太宗颇不高兴，下令：“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于是皇族被列为第一，外戚次之，清河崔氏只排到第三等。当时文武大臣中，不少人的祖先在北朝后期才从草原南迁，也因此跻身“高门”之列。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材料
1721年，英国议会首次队行政高管进行质询，1783年，下议院长宣布，任何议员都有权向大臣或官员提出问题，被咨询者可以拒绝答复。1835年，质询首次出现在英国议会下院的议事程序单上，并公布于众，被质询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做出答复。从此，质询成为英国议会对内阁进行监督和问责的一项固定制度。进入20世纪后，质询时间固定为一到星期四每天下午1小时间，对于普通质询，被咨询人可在7天内答复，对于紧急质询，被咨询人必须3天内答复。70年代后，下议院设立了与政府向对应的多个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可以分别就政府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向有关政府官员提出质询，发现政府工作中的问题，督促有关部门加以改善。
——摘编自埃佛尔·詹宁斯《英国议会》等
材料
1965年，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升级后，中国政府在加强对越南的军事援助的同时，向美国政府传递了一系列警示性信息，要求美国不得将战争无限制升级。美国决策者对此颇为重视，加强相互间的“信息传递”，努力理解中方的信息，并将中方的可能反应作为制定战略决策时必须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美国表现出某种谨慎与克制，朝鲜战争式的中美直接军事冲突没有重演。
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面对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困境，以及从亚洲收缩力量的需要，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试图使之适合美国力量的限度和新的国内国际条件。1973年，美国与北越在巴黎签订了协定，越南战争基本结束。
——摘编自陈兼、赫斯伯格《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等
材料 随着唐朝的发展，由少数民族将士组成的“蕃兵”“蕃将”，成为唐朝开边拓土的重要力量，高丽人高仙芝出身于将门之家，唐玄宗开元后期出任安西都护府，镇守西域，天宝六年（747），高仙芝率一万骑兵，历经艰难险阻，长途奔袭阻断西域商路的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境内），俘其国王，经此一役，“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服”。
天宝八年（749），高仙芝以石国（依附于唐朝的西域小国）不守番薯之礼为由，率军征讨，大肆杀掠，掠得大量金银珠宝，皆入其家。石国王子召引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进攻唐安西四镇，与高仙芝率领的唐军战于暹罗西域（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唐军大败，自此，唐朝在西北疆域的扩展受阻。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