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白银 | 谷物等实物 |
| 450(英宗正统年间) | 64.8 | 35.2 |
| 460(代宗年间) | 90 | 10 |
| 470(英宗天顺年间) | 93.9 | 6.1 |
| 480(宪宗年间) | 100 | 0 |
| 类别 | 金额 | 比重 | 发展速度(年均增长) | ||||
| 农林水力等 | 32.6 | 7.6% | 4.3 | ||||
| 工业 | 248.5 | 58.2% | 轻工业 | 11.2%% | 14.7 | 轻工业 | 12.4% |
| 重工业 | 88.8% | 重工业 | 17.8 | ||||
材料一 瘟疫发生之后，明王朝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自然承担起了应对瘟疫，赈济民众的重任，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各地出现的包括疫情在内的灾情，明朝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官员必须迅速上报，以便上级部门采取及时的对策。对于报灾不实的官员，常常加以处罚；免除疫区正官进京朝觐，以保证 救灾的领导力量和地方政府职能的正常运作，同时派员赈济，督促地方官员，协调救灾工作；明王朝设 有专用的救灾仓储制度，为包括疫灾在内的灾害提供固定的物资保证；太医院、医学与惠民药局，是明朝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明政府注重对医疗机构的创制和整顿；在灾疫出现时，明朝皇帝常常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要“修省”，甚至皇帝下“罪已诏”，举行祈祷和祭祀活动。
——摘编自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材料二 1518年，英国政府通过了防疫法令：要求伦敦患病住户必须在家里的窗户上放置几束麦秆40天作为明显标志，家人上街时必须手持白色木棒来标明身份。与此同时（1518年），王室效仿意大利 城市做法专门出资在英国医科大学特设公共卫生事务咨询中心来加强公共卫生方面的咨询服务。1570年开始在剑桥和施鲁斯伯里地区推行家庭强制隔离措施；建造疫病收容所对特殊人员进行专门隔离；同时委派专门人员监督这些家庭等；1583年伦敦市政当局规定对瘟疫患者隔离1个月；严禁举行公共葬礼；要定期清扫街道；将流浪人员及时驱逐出城等。和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防疫对策还有一个重 要特点，那就是它比较重视解决和瘟疫相关的社会问题（如乞丐流民问题），从而使防疫体制显得相对 完备，这也是近代英国之所以能成为欧洲防疫最得力的国家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王俊周《近代早期英国政府的“防疫”对策》
材料 晚清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体现出了一系列新的时代特征，具有过去所没有的重要意义。其 原因在于，它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社会旧有功能的扩充，而是孕育出了新的社会组成部分，十分显著地拓 展了社会的新功能。……到20世纪初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新的社会雏形已初 显端倪，这就是市民社会的雏形……虽然市民社会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独立自治的民间社团，但纵观 目前众说纷纭的各种市民社会概念，都认为脱离国家直接控制、拥有独立自主权和民主契约规则的民 间社团组织，是市民社会的最主要内容。有的学者甚至直接将独立的经济社团，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 特征。
——摘编自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知识，提取相关信息，自拟论题并加以论述。（要求：主题具体明确，论述史论结合。）
材料 唐代大臣傅奕（555年—639年）在政治上不因循守旧，上书《请革隋制疏》。疏中他认为，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官名、律令等仍用隋旧，不甚妥帖。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革官名，功极作乐，治定制礼”。同时，他还具体地提出两项改革 方案：一是减轻刑罚。他在奏疏中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卫鞅为秦制法，始皇为挟书律，此失于烦，不可不鉴。”隋朝更是“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因此他主张应减轻刑罚。二是减少官员。他在奏疏中说：“官贵简约，夏后百官，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他主张官多不如官少，精减官员。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东北抗联各部的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取得某些进展，但并没有避免严重的牺牲与损失，抗联总人数持续减少……由于边界接壤，抗联很早就同苏联远东军建立了联系。1939年以前，抗联同远东军 的关系十分有限。他们往往以很高热情希望得到远东军的帮助。然而，远东军对抗联的需要采取消极 态度，并加以多方面的限制。1938年1月，赵尚志率部在萝北一带作战失利，为求得远东军支援和寻找 中央关系，赵尚志不得不率队退入苏境。当时远东军把赵尚志扣押起来，把其所率千余人队伍解除武 装，人员遣散新疆……远东军希望同抗联合作是在1940年初以后，受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远 东军对抗联由原来较为冷漠的态度，转而变得热情和期望合作，并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
——摘编自高树桥《论东北抗联与远东军的合作及其结局》
材料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发起了一场经济学研究和领域根本转变的革命。1936年，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立即 在大危机后的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在“二战”后期及战后，他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 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机构的组建工作，是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长期任权威刊物主编， 兼任不少公司的顾问或董事，开办艺术剧院，担任皇家学院总务长，“二战”期间凯恩斯担任财政部顾 问，是战时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战争结束前后，他又忙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等一系列活动……他是主流社会的精英，但他生活的时代，传统政治经济体系被世界大战和各种思潮摧毁。凯恩斯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创造性转换”，更在于他能说服学界和大众，使自己的见解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
——摘编自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