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画,在世界艺术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关于它的起源,因标准不一,说法也就不同。如将之理解为文人作画,其起源就要早到东晋的顾恺之、唐代的王维等;如果将作画的目的理解为遣兴适意、抒情自娱和托物言志,并提出评判主张,从而形成一种绘画思潮,并且冠名直接与文人相关,而称作士人画,其始者就只能是北宋的苏东坡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苏东坡在绘画史上的作用,不下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书法史方面的作用。因为他提出的士人画即文人画的观念,使中国绘画发展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讲文人画发展过程中曾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时,几乎都集中注意到三个人:宋代的苏轼、元代的赵孟题和明代的董其昌。有的论者甚至说苏轼“这种以高逸人品为核心的‘不可荣辱’之艺术精神,经后人不断实践,至明董其昌,发展为文人画论的重要原则,成为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但是,苏、赵、董三人的文人画理论是非常不同的,他们的审美旨趣、创作实践更有明显的区别。客观上三人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不同,主观上其个人的思想性格,甚至道德人品的差异也很大。尤其是在“高逸人品”和“不可荣辱”方面,苏东坡一生志存高远,心系家国,而且进退不改其志,荣辱不易初心。道德、文章、人格魅力冠绝古今,人以“坡仙”称之。董其昌仅以书画为人所知。故宫举办的“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以东坡词名句“千古风流人物”为题,东坡是当之无愧的。而董其昌生于晚明,面对内忧外患,阉祸党争,《明史》称其“身自引远”,但在船山弟子章有汉《景传斋杂记》中,记有董曾为魏忠贤书楹联、匾额,画画的事。
苏东坡创导文人画,同北宋绘画发展出现的问题分不开,更同苏东坡本人的人品、才识和性格分不开。
宋代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引起社会对艺术品的大量需求,加之绘画技艺的成熟,出现了大批以售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为满足市场需求,职业画家不仅创作题材受到约束,主观意愿的发挥也相对减少,画法因此也落入模仿、习气和程式化之中。《图画见闻志》记袁仁厚得前代画家画样而作画成名,当然属于模仿甚至抄袭。《画继》记刘宗道每创一稿,便画百本出售,自然也使千图一面,趋于雷同。名画家赵昌的“折枝花”,也多从“定本”中来,必然有程式化倾向。此种情形下,促使要按己意创作,以及题材、画法不受需求影响,甚至把诗文意趣引入画中,把书法用笔施于画法,以遣兴抒怀、托物言志为目的文人画应运而生。
而当时有条件创导文人画主张和理论的人物,只能是苏东坡。因为北宋虽然有不少文人能品受,加新忠起,文同、王洗、李公赚等,其艺术水平之高甚至不让当时最好的职业画家,但未见其有关审美主张的论述。苏东坡则不然,他学识渊博,文、诗、词、书法诸艺术门类都具有极高的造诣,而且苏东坡还将自己的诗文书法艺术思想,融会贯通到他的艺术创作理念中,实现“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审美创新理想。
(摘编自王连起《故宫苏轼主题书画特展里的文人画历史》》
材料一
民俗是社会群体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象;作为精神的外化,民俗存于日常的器物、技艺、仪式制度中,“日用而不觉”。民俗文化是一种生活文化,它与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紧密相关。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日常饮食各不相同,云贵川气候潮湿爱酸辣,东北地区冬季寒冷喜腌制菜品;而节日文化、风俗趣尚也各有差异,如端午包粽子、划龙舟,中秋团圆赏月,重阳敬老登高等等。这些民俗文化代代传承,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人文品格。现代社会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但是节日、仪式、技艺、器物等所蕴含的深层文化记忆和独特的审美符号依然持续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
随着媒介的日新月异,民俗也随之呈现出多维度、立体化特征,展现出生动、活态的变化。文化体验类节目《2018中国记忆》探寻二十四节气和百姓生活之间的关系,通过记录影像呈现文化体验,开展线上活动,立体展现立春打春牛、春分酿酒拌醋、谷雨牡丹花会、立夏尝三鲜等节气仪式。这种极具沉浸感和互动性的表现形式,突破了传统民俗传播的时空限制,实现了“在场”与“不在场”的妙合、历史与当下的连缀,使观众们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可以说,新的媒介形式让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彼此交流、相互对话,融入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今天,生生不息、鲜活灵动的民俗文化在新媒介助力下得以全面、有效地表达和传播。民间话语表述及审美趣味唤醒了共同的文化记忆,通过声音、文字、影像、超文本链接、云技术,民俗文化以主动的姿态感应生活、呼应时代,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了经验和情感的纽带。
摘编自毛巧晖《新媒介与民俗文化:在时间长河的洗礼中闪耀着新的光彩》《人民日报》2021年01月22日)
材料二
近日,“寻找乡村手艺人”内容征集活动圆满收官。此次活动于5月14日启动,由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抖音与《农民日报》独家发起,邀请民间艺术达人用视频和图文的方式记录创作故事,最终吸引了6793名创作者参与,线上投稿量13729篇,总播放量达1.75亿。
来自五湖四海的手艺人,利用短视频、图文等形式,展示了木刻、刺绣、雕刻等传统工艺的魅力,并让墨雕、糖画等小众艺术重登舞台。广西梧州的阿木爷爷是一位有50年经验的木匠,他在这次征集活动中分享了制作二十四柱鲁班锁的精湛技艺。网友感叹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打磨桦卵技艺的工匠精神,呼吁“这样的手艺千万不能失传”,有人甚至自投阿木门下学手艺。
(摘编自《寻找乡间的手艺人》中新网 2020年7月15日)
材料三
山东省乳山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俗文化积淀。近百年来,许多古迹遭到严重破坏,有一些古迹只能从老照片中看一下或老人的口述中想象一下。为抢救文化遗产,市文化馆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先后举办过8次大型社会宣传活动,组织人员在人口密集地段挂横幅、设展牌,分发非遗宣传单。另外,借助有关展会平台,一些民俗文化资源得到了合理开发利用,如乳山镂绣和姜家柳编两种产品在2010年济南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得到展销和开发,实现开发性保护。
尽管如此,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些老房子、古树、老街道、老家庙、古井仍有不同程度的损毁,而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民俗传统随着历史的前进濒临消亡。乳山草编业曾经畅销国内外,民间艺人房云璞曾被评为“全国工艺美术品大师”,然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塑料制品在市场上日益走俏,房云璞逐渐没有了用武之地,乳山的草编业也慢慢销声匿迹。而乳山传统制盐业、宁海绸等技艺都面临同样命运。
(摘编自郑华《对乳山市城镇化进程中“非遗”保护工作的调查报告》)
劳动、死亡和疾病
【俄】列夫·托尔斯泰
这是一个流传在南美洲印第安人中间的故事。
那里的人们说,上帝最初造人时,不是非要他们劳动不可的。他们既不需要房屋,也不需要衣食。他们都能活到百岁而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疾病。
过了一段时间,上帝想去看看人们生活得怎样,他看到的是人们生活得并不幸福,而且互相争吵,只顾自己,不仅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反而诅咒起生活来。
此时,上帝对自己说:“这是因为他们都能独立生活的缘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上帝做了重新安排:人们要活下去,就不能不劳动;为了避免受冻挨饿,人们就不得不建造房屋、耕种谷物。
“劳动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上帝心想,“要是他们不合作就造不了工具,伐不了树,盖不了房子,种不了地也收不了庄稼,纺不了纱,织不了布也做不了衣服。”
过了一些时候,上帝又来查看人间的生活情形,看看他们现在是否幸福了。
可是他发现,人们生活得比以前更糟了。他们在一起劳动是出于不得已,而且也不是大家全在一起,而是一伙一伙的。每一伙都想把另一伙的活儿抢去干。他们互相倾轧,把精力和时间都浪费在争斗之中了,所以他们的生活还不如从前。
上帝看到自己的安排并没有使人们的生活好起来,于是便决定让人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死期,人们随时都会死亡,并向他们宣布了这一安排。
“要是人们知道自己随时都会死亡,”上帝心想,“也许就不会为争夺那些身外之物而浪费自己的年华了。”
但是事情还是与上帝的意愿相反,当他再次来视察时,发现人们的生活还是同以前一样不幸。
那些强有力的人,利用人随时会死的事实,降服了一些软弱无力的人,杀掉一些,用死亡去威胁另一些。结果,强者及其后代都不劳动,闲得百无聊赖,而弱者则不得不拼死劳动,终生不得休息,两种人互相害怕,彼此憎恨,人的生活变得更加不快活了。
看到这种情况,上帝决定用一种补救方法,他把千奇百怪的病魔打发到人间,上帝认为,当人们都受到疾病威胁时,他们就会懂得,强者应该怜悯并帮助那些弱者。
当上帝再次回来查看人们有了得病危险以后的生活情形时,他看到人们的生活甚至比以前更糟了。上帝的本意是要让疾病使人们能够互相同情关照,岂不知,如今疾病,反使人们陷入更大的分裂。那些强壮得足以强迫别人劳动的人,得病时就强迫他们来侍候自己,但临到别人生病时,他们就置之不理。那些被迫劳动、在别人生病时又得去侍候他们的弱者,其劳累程度便可想而知了,他们有了病就只能听天由命。为了不使病人影响健康人的精神状态,人们把病人和健康人的住宅远远分开。其实健康人的同情本来是会使那些可怜的病人的心情快活起来的,这些病人只好待在他们的房子里受煎熬,死在那里。那些雇来看护他们的人,不仅没有热情,反而还厌恶他们。此外,人们还认为有许多,病是传染的,由于害怕传染,他们不仅躲着患者,甚至把自己同照看病人的人都隔离开来。
上帝自言自语道:“如果连这样都不能使人们懂得他们的幸福所在,那就是咎由自取。”于是,他撇下人们不管了。
过了许久,人们逐渐明白,他们是应该而且也是可以过得幸福的。只是到了近代,才有少数的人懂得,劳动不应该成为人生中的苦差事,也不应该认为是服苦役,而应该是使所有人联合起来的共同事业。他们开始懂得,死亡时刻威胁着每个人,人类唯一合乎理性的事,就是在团结和友爱中度过有生之年的每一分钟。他们也开始懂得,疾病不应该把人们分开,恰恰相反,它应该为人类相爱提供机会。
(选自《世界微型小说佳作选》,春风文艺出版社)
源子恭,字灵顺,聪惠好学。初辟司空参军事。萧衍亡人许周自称为衍给事黄门侍郎 , 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曰:“推究二三,真伪难辨,请下徐扬二州密访,必令获实,不盈数旬,玉石可睹。”于是诏推访,周果以罪归阔,假称职位,如子恭所疑。河州羌却铁忽反,杀害长吏,诏子恭持节为行台,率诸将讨之。子恭严勒州郡及诸军,不得犯民一物,轻与贼战,然后示以威恩,两旬间悉皆降款。朝廷嘉之。正光元年,为行台左丞,巡行北边。转为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书曰:“臣闻辟台望气轨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范世之道斯远今诸寺大作稍以粗举并可彻减专事经综严勒工匠务令克成使祖宗有荐配之期,苍生睹礼乐之富。”书奏,从之。秦益氏反,诏子恭持节为都督、河间王深军司以讨之。事平,仍行南秦州事。及六镇反,以子恭兼给事黄门郎,持节慰劳。还,拜河内太守,加后将军,平绛蜀反。武泰初,郑州刺史元愿达以城降萧衍,诏征都督尉庆宾还京师,回众隶子恭以讨之。衍将夏侯夔率众数万来寇,远近不安。夔乘势分兵,遂逼新蔡,自攻毛城。子恭随方应援,贼并破走。加镇南将军,又兼尚书行台。子恭勒众渡淮,徙民于淮北,立郡县,置戍而还。萧衍直阁将军、军主胡智达等八将,与其监军阎次洪入寇,屯于州城东北四十余里。子恭击破之,斩智达,生擒次洪。板桥蛮文石活、石忌粗受萧衍印节,扇诱党类,据险寇窃。子恭躬率将士,径袭其栅,数日之中,歼噎略尽。诸蛮款服,咸求输税。征拜右光禄大夫、给事黄门侍郎,仍本将军。录其前后征讨功,封临颖县开国侯,食邑六百户,加散骑常侍,俄迁侍中。以与定策[注]之勋,封临汝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元象元年卒。兴和二年,赠尚书左仆射、司空公、兖州刺史,谧曰文献。
(节选自《魏书·列传第二十九》)
【注】定策:古时尊立天子,书其事于简策,以告宗庙,因称大臣等谋立天子为“定策”。
①子恭勒众渡淮,徙民于淮北,立郡县,置戍而还。
②子恭躬率将士,径袭其栅,数日之中,歼噎略尽。诸蛮款服,咸求输税。
北塘避暑
(宋)韩琦
尽室林塘涤暑烦,旷然如不在尘寰。
谁人敢议清风价?无乐能过百日闲。
水鸟得鱼长自足,岭云含雨只空还。
酒阑何物醒魂梦?万柄莲香一枕山。
注:此诗作于韩琦晚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罢相之后。
古人很早就体会到了荷花之美,以及赏荷所带来的美妙感受,并且 自己对荷花的喜爱。这从大量的古诗词中可以看出。譬如那首汉朝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描述了在茂盛的莲叶间采莲之乐趣。又如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道出了荷花之美在于色彩的映衬,在于成片的气势而非 。最直接表达这种喜爱之情的,莫过于宋人周敦颐的那篇《爱莲说》,直接以《爱莲》二字写入篇名。除此之外,荷花还是传统国画的重要题材,在中国绘画史上,荷花为主要内容的国画历代精品不在少数。到了近现代,这种热爱仍然在延续。在现代作家朱自清的名篇《荷塘月色》中,清华园里月色下的荷塘美景被展现得 。自古以来入诗、入文、入画的植物不在少数,但是能像荷花这样留下这么多经典作品的,大概不是很多。
看来,荷花之所以能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一是因为美好的外形,其姿态的优雅与古典,颜色的淡雅与清新,给人以美的享受;二是因为所附着的象征意义,荷花亭亭玉立, , 有如谦谦君子一般。除此之外,我以为,人们喜爱荷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荷花的同生产品——藕和莲子。
历届冬奥会举办地均集中在北半球中高纬度,主要是因为冬奥会的选址对地理环境要求。除了对地理环境的要求之外,一个城市有没有申办冬奥会的权力,①:一是2月份平均气温是否低于0℃;二是2月份降雪量是否大于30厘米。如果申办城市两项气象指标中有一项可能性低于75%,②。冬奥会所有比赛项目中,冰上项目约占30%,上项目约占70%。相比于冰上项目,雪上项目在室外,③,比如大雾、大风等因素会影响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视线,雪量则决定赛事能否进行。
在京剧表演中,某些男性角色的脸部常有一种特殊的彩色化装,称之为“脸谱”。根据剧情和剧中人物的需要,演员用夸张、变形等手法在脸上勾画出不同颜色、不同图案、不同纹样的脸谱,用来表明戏中人物的面容、性格等特征,使观众能观其外表,知其心胸。例如,红色脸常用象征忠义、耿直、有血性等性格,以“三国戏”里的关羽为代表;白色脸则常用来表现奸诈多疑,以“三国戏”里的曹操为代表。京剧脸谱能够丰富舞台美术色彩,强化演出效果。
材料一:“国潮”是一种现象,它需具备两个要素:其一,要有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基因;其二,要与当下潮流融合,更具时尚感。
——凤凰网
材料二:“90后”“00后”是生活在国富民强时期的一代,拥有民族的文化自信,他们不再视国潮国风为老气、传统的符号,而是将其看作一种国际的文化浪潮、一种新鲜的生活方式。
——界面新闻
材料三:近年来,消费市场上涌动起一股“守得住经典,当得了网红”的国货新潮流:老字号品牌焕新,传统品牌升级,新锐品牌崛起……
——《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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